对于&ldo;纪实热&rdo;中的失实和作伪，杨士聪概括了三种主要情况。

一种无意，一种故意，一种刻意：综前后诸刻而论之，有三变焉。

其始国难初兴，新闻互竞，得一说则书之不暇择者，故一刻出，多有所遗，有所误，有所颠倒，此出于无意，一变也。

既而南奔伪官，身为负途之豕，私撰伪书，意图混饰，或桃僵李代，或渊推膝加，且谬谓北人未免南来，一任冤填，罔顾实迹，此出于立意，又一变也。

十七年之铁案既翻，占风望气者实烦有徒，归美中珰，力排善类，甚至矫诬先帝，他为收葬之言，掊击东林，明立逢时之案，捉风捕影，含沙射人，此阴险之极，出于刻意，又一大变也。

[3]

他的概括，算是比较全面了。

情况确如他所说，当时，有关北京的真相，有多种原因可以导致歪曲与变形。

不过，杨士聪没有提及他为何要如此强烈地批评和抱怨&ldo;不真&rdo;、&ldo;风马牛不相及&rdo;、&ldo;耳以传耳，转相舛错&rdo;。

他有难言之隐。

崇祯十六年，杨士聪任职左谕德，甲申之变他正在京城，和其他数百名京官一道，被李自成逮捕、羁押，当众官遭受酷刑时，他却因与闯军部将王敦武交好，受到保护。

后来，李自成溃走，满清入城，他又通过已经降清的门人方大猷帮助，脱身南逃。

但有报道说，他投顺了李闯，得授官职&ldo;伪户政府少堂。

徐凝生《国难纪》云：&lso;亲见门粘钦授官衔。

&rso;&rdo;[4]

关于杨士聪曾经投降，似为孤说，姑置不论；然而他先后从&ldo;寇&rdo;&ldo;虏&rdo;两边都得到好处，总是事实。

假如再加上未能尽&ldo;主辱臣死&rdo;的义务，那么，这个从北京全身而退的明朝中级官员，道德层面上便有三个难言之隐。

南来后，这阴影一直笼罩着他。

他仍希望为朝廷做事，史可法也曾请旨以他为江北监军，然而&ldo;不果&rdo;，只好落寞过江，辗转迁徙，年五十二而终。

吴伟业为作墓志铭，论之：&ldo;悒悒不得志以死&rdo;，&ldo;忠矣而不遂其名&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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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甲申核真略》在他实为&ldo;发愤&rdo;之作。

以当时舆论，明朝诸臣在闯军帐下受刑辱而不能死，即为可耻，像杨士聪这样，居然能够毫发无伤地从北京逃出来，更必然大亏名节。

针对这种氛围，杨士聪愤然写道：自南中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

坊刻竖儒，未喻厥旨，乃谬引刑不上大夫之说，横生巧诋，何比拟之非伦也。

余偶未罹贼刑，兹于受刑诸臣，悉为明著于篇，以质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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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可见，&ldo;北来诸臣&rdo;怎样变成了过街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