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果实被谁收获了呢？那就是经过元代间隔一百年后而&ldo;恢复中华&rdo;的明人。

我不知道若非之前的百年异族统治，明代是否有那么强烈的复兴儒学的使命感。

总之，从一开始明代意识形态就抱着重振汉官威仪的志向，对此，既近且好、甚至唯一的选择，自然是以宋为师。

明代士子接过宋儒的衣钵，将它好好地发扬光大了，而明代的统治者也从国家层面大力褒奖和推动。

所以，道学风气兴于宋而弘于明，终于在社会全面铺开。

这就是为什么宋、明两代，晚景相像，而两者的社会心理与反应却并不相同‐‐明末的悲情气质，比宋末强烈许多。

虽然南宋末年也出现了古来少有的悲情形象文天祥，但到了明末，文天祥式人物就绝非一个二个，而是难以计数、俯拾即是。

明代士子常把&ldo;国家三百年养士&rdo;一语挂在嘴边，在他们，这话可不空空洞洞，而是沉郁顿挫、掷地有声的。

因为，虽然每个王朝都&ldo;养士&rdo;，但只有明朝以&ldo;名节&rdo;养士，士子们的道德归属感、使命感特别沉重。

所以，历来于改朝换代之际都不免发生的降附现象，偏偏在明末才形成那么大刺激，恰似洁癖者一脚踩在狗屎之上。

我们若不能想象明人这种洁癖倾向有多严重，可以打量一番至今林立各地的贞节牌坊。

不知大家可曾留意，这些贞节牌坊绝少有建于明代之前。

它们是男人给女人立的，或丈夫给妻子立的，而依礼教的观念，臣子之于君主就好比女人之于男人、妻子之于丈夫，道理完全相同；因此，和&ldo;好女不事二夫&rdo;一样，好的臣子也不该侍奉二君。

八

话说回来，并非只有中国才讲&ldo;忠&rdo;。

其他文化和文明，也主张效忠国家、奉事以忠。

可见&ldo;忠&rdo;在有些方面，也反映了人类&ldo;普世价值&rdo;。

本文讨论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ldo;忠&rdo;，产于中国式君权崇拜的观念及历史。

这种&ldo;忠&rdo;没有&ldo;普世性&rdo;，只有特殊性和极端性，以致经常闪现不可理喻、出人意表的惊人之见。

比如，通常接受&ldo;伪职&rdo;、切实为敌工作的人，才算投降者，而在明人眼里，这远远不够。

从当时江南各地人士&ldo;讨降&rdo;檄文中我们发现，那些在京遭受拘禁与拷打的官员，也是指责和清算的对象，也列入&ldo;从贼&rdo;范围。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突出谈到了这一点：且辱与荣，对者也。

冠裳车服，贼之所谓荣者，吾既以为辱；则桎梏桁杨，贼之所谓辱者，吾将以为荣。

荣辱有何定哉！

自南中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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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刑辱之说&rdo;的意思是，那些被闯军抓起来并且用刑的明朝官员，纵使并未加入大顺政权，也个个算有罪之身。

这道理，无论怎么看，都古怪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