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嘉靖初岁入为小麦四百七十万石或稍差，米二千二百万石稍多，按每石米合零点五八四两、每石小麦为米价百分之八十折以银价[30]，全部约合银一千五百万两。

当然，这仅为税收大头粮食的数额，加上其他经济作物和工商收入，估计与黄仁宇所说万历初的二千余万两差不多。

而人口数量，万历初年全国六千万出头，四十年前的嘉靖初年只少不多，我们也按六千万计算；这样，摊到每个人头上赋税所出仅约零点三三两。

而十七世纪末英国人均纳税四两，较中国多十倍而有余。

这样看来，十六世纪初的中国人，比之于十七世纪末的英国人，日子岂不太过轻松？

然而，以上的账算得有点糊涂，或者太书呆子。

我们再看一些数字：洪武二十六年（1393），&ldo;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rdo;[31]，到弘治十五年（1502），&ldo;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rdo;[32]，减少一半有余。

什么原因呢？土地当然不会不翼而飞。

&ldo;嘉靖八年，霍韫奉命修会典，言：&lso;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

非拨给於王府，则欺隐於猾民。

&rso;&rdo;[33]原来是被宗藩或豪强吞并，而关键在于，吞并者将田产据为己有，却并不将赋税额度带走。

造成国家能收得上税的田亩&ldo;已减强半&rdo;，比国初少一半还多。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ldo;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

宪宗之世颇议厘复，而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

&rdo;[34]亦即屯田这部分，税收损失极大，弘治年间已不及国初的十分之一。

民田减少一半，屯田几乎收不上税，按理说国家财政至少也比国初下降一半以上才对，但前面所引《明史》食货志数据显示，嘉靖年间较洪武年间出入很小。

这意味着什么呢？必然地，亏空部分有人顶上。

能是何人？只有小民百姓。

小民百姓田地被人夺走，朝廷不管不问，赋税却一分也不少要，此之谓&ldo;虚粮&rdo;。

嘉靖二年，&ldo;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

&rdo;[35]下了死命令，官员必须足额完成税收任务，方可升迁。

官员于是盯牢里甲，里甲则盯牢小民，已然无田却仍须纳粮的小民，只好&ldo;三十六计，走为上&rdo;。

明后期，离乡逋赋之民极多。

人消失了，赋税却不消失，逃走者其税粮又被转嫁，由他人他户包赔：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

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犹捐橐以偿，贫者则尽弃产而去。

[36]

这是天启七年（1627）吴应箕行经河南真阳（今正阳），遇农夫听闻之后，致书当地父母官反映的情形。

以他所睹，&ldo;亩之疆界尚在，而禾麦之迹无一存者，计耕作久废矣。

&rdo;农民逃亡非常严重。

所以，假使只算书呆子账，万历初年中国百姓日子，不知比十七世纪末英国人好过多少，然而到社会现实的实际中看一看，就知道中国的事情从不能以表面数字为凭。

人头税赋算下来是零点三三两，可是&ldo;额田已减强半&rdo;、屯田所入&ldo;不能什一&rdo;、&ldo;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rdo;，把这些也都考虑在内，则英国以五百万人口而税收&ldo;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rdo;，似乎也非单从数字上看起来的那么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