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足是一回事，浊乱是另一回事；不足虽然堪忧，浊乱却能致命。

在浊乱的制度下，钱再多也毫无意义，它们也许花得全不是地方，也许相当一部分被挥霍、浪费和私吞。

相反，即便不足但管理有序、使用恰当，却仍可切实办成一些事。

既然浊乱带来巨大弊端，为何不采取健全、严谨的制度加以克服？答案也简单：浊乱，其实是被喜欢和需要的。

世上立权为私的制度，往往有意留下一些不周密、潦草、含混之处，给&ldo;特权&rdo;以回旋空间。

专制政体喜欢人治、回避法治，归根到底即因法治会剥夺某种特殊的&ldo;自由&rdo;，人治则有利于保存这种&ldo;自由&rdo;，使一小部分人最大限度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

因此从经济上讲，专制政体就是通过掌控权力，确保少数人利益集团在社会分配秩序中的优先地位不被动摇。

这种循权力大小搭建起来的分配秩序，完全比照着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

首先，在自己和人民之间，划出一道界限，形成单独的圈子，来分享比人民大得多的利益。

其次，在他们内部，也有一些默认的规则。

比如，君权强固时由皇帝及其亲眷攫取最大好处；君权羸弱时，主要利益份额向权臣转移，后者因此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疯狂捞取的黄金时间‐‐历史上，这种时间通常出现在王朝末年。

我们看明朝中期到晚期，便一直保持着两个势头。

一是贪欲本身在提速，二是贪欲的主体逐渐交接。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七&ldo;亲王禄赐考&rdo;、&ldo;各府禄米&rdo;、&ldo;诸子公主岁供之数&rdo;，载有自国初至嘉靖之间，皇族岁贡、赏赐等钱物额度的变化和比对。

《明史》食货志也记载着&ldo;仁、宣以来，乞请渐广&rdo;，至宪宗&ldo;皇庄之名由此始&rdo;，大量田亩被皇室、宗藩侵夺的具体数据。

[138]对里面的数据略事研究，就可清楚看见贪欲提速的轨迹：大致，中期以前虽一直也在上升，但趋势尚缓，中期起突然加速，历正德、嘉靖、万历三朝，逐浪而高，万历末年登峰造极。

万历皇帝一生的聚敛事业，斩获惊人，殊为尽兴。

然而达此成就的同时，他也使朱姓皇朝千疮百孔，遍体溃烂，很多史家同意这样的结论：明朝之亡，亡于万历。

崇祯有句名言：&ldo;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

&rdo;[139]貌似警人耳目，却从根子上便错了。

他光顾给自己打分，觉得算不上亡国之君，却忘掉之前几位皇帝都很有亡国天分，早把亡国之事办得差不多。

到崇祯这儿，猛然发觉祖宗基业完蛋在即，试图不当亡国之君，却为时已晚。

所谓&ldo;臣尽亡国之臣&rdo;，想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臣属身上，实在并不厚道。

和自然界道理相同，狮子垂垂老矣或力所不支时，次一等的掠食者也就开始大显身手。

他们一直垂涎欲滴地等着，眼下岂容坐失良机？这个次级贪忮系统接替皇族贪忮系统开始疯狂运转的标志，是魏忠贤集团出现。

魏忠贤有如一团酵母，汇集了官僚阶层的各种腐败菌群，以最快的速度生长。

明朝从此进入君弱臣强、臣贪甚于君贪的格局，从天启、崇祯到弘光，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