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

&ldo;形式主义&rdo;正是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的体积实在是过于庞大了。

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人类还来不及发明有效统治它的&ldo;建立在数目字基础上的&rdo;复杂的近代管理手段。

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这个国家的办法是删繁就简，举重若轻。

他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都一刀切，使社会整齐划一，简单明了，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一目了然，心清神爽。

正像黄仁宇先生所说：&ldo;如《周礼》所谓&lso;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rso;。

先造成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的符合此理想之完美。

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

&rdo;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大的行为艺术。

皇帝：最不幸的人（2）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ldo;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rdo;所谓的&ldo;三纲&rdo;，其实是&ldo;一纲&rdo;，即&ldo;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rdo;。

在&ldo;三纲&rdo;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专制主义。

正如戴震所说：&ldo;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

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

&rdo;即上级、长者批评下级和后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是对的。

下级后辈如果反驳，即使有理，也是错的。

通过这种单向的环环相扣，每个人都被等级秩序牢牢锁定，动弹不得。

为了强化等级原则，皇帝们制定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烦琐的&ldo;礼制&rdo;，各个级别的人，穿衣服的料子、出行工具的规格、住房的面积以及装修风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得僭越。

皇帝平时住多大房子、吃多少道菜、娶多少老婆，都是有&ldo;规定&rdo;或者说有&ldo;格&rdo;的，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即使讨厌这些规矩，表面上你也得认认真真地走过场。

在等级制度下，强化专制的窍门是扩大等级间的距离，也就是加大不同社会成员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落差。

等级越多，等级间的差距越大，上一级对下一级的控制就更加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就更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

贾谊在《治安策》中，把这个思路说得非常明白：&ldo;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

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

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

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rdo;就是说，帝王之尊如同高堂，大臣们如同台阶，平民百姓们如同平地。

所以如果台阶数量多而且间距高，那么大堂自然就高高在上。

如果没有台阶，那么大堂就低得多。

高则难攀，威风凛凛，低则容易触及，不容易保持权威。

所以古代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把人们分成公、侯、伯、子、男、官师、小吏、庶人等不同等级，而天子高居其上，其尊严不可触及。

历代帝王不断增加台阶的高度，拉大等级间的距离，越是向上，各种享受越夸张奢侈，最终结果是皇帝的礼仪铺张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人们最后只能用数量来填补想象力的空白，结果使这些礼仪变得烦琐、夸张到完全脱离实用的可笑的程度。

比如那座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宫殿之城，由于无限地夸张和铺陈，已经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了无生趣、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宫殿不过是一间殿宇的一再重复。

区别所有宫殿的不过是丹墀的高度、屋顶的重数、殿宇的体量以及屋顶的走兽和斗拱出挑的数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