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地铁通道，经常会有人拉着你说：“要微型窃听器吗？”

，等到了中关村的硅谷、海龙、太平洋或者百脑汇电子产品市场，无线遥控的针孔摄像机被放在明显的位置，只要你好奇地往那一站，就有人跟你说：“有夜视功能，发射器能把图像信号传送到最远200米的接收器上，分辨率420线，效果清晰度和电视效果一样。”

最可笑的是，所有针孔摄象机还享受保修一年的售后服务。”

生活开始变得诚惶诚恐了，有人偷拍就要进行反偷拍，有人窃听就要进行反窃听，日子过得如同敌后武工队一般。

当隐私成为流行的时候，似乎我们都患上了偷窥癖。

任何一件事的发生都会产生多方的影响，就像科技给我们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在让我们心生恐惧，它无空不入，更让我们无处藏身。

家用照相机比军用望远镜功能还精细，一部手机能在007里当道具，我们以为自己道貌岸然，其实我们却穿着皇帝的新装。

非常偶然地拿到了在大学里风传一时的《非常日记》的打印原稿（印刷品是它的完全删节版），才知道它为什么会火；春树因为《北京娃娃》出了名，其实人们只是想看看低龄化的“身体写作”

什么样；普通人老早就有了《绝对隐私》，名人的生活也更加透明，连名人们新婚洞房都被摆在了门户网站的首页；城市的墙上除了191办证的痕迹，又有了私人侦探的联系方法……

大概是因为电视节目都太假了，我们想看记录片，想在监视器上看邻居们的活动，想听听别人是否在说我们的坏话，手上遥控器的频道设置也很生活化，二胖子两口子又吵架了，隔壁张大娘的生活不和谐，302的小孩拉完屎没擦屁股……我不知道这样的电视节目人们有多大的耐性坚持看，不过，我知道又要有一大批心理医生上岗了。

好像以前的人不那么在乎谁家的隐私，传闲话的人都被大众所看不起，但现在不知为什么，人们突然有了兴致挖掘秘密，各个都像007里的特工。

我想，在人类和人类的日常生活还没有变成一种产品的时候，我们还是珍惜现在的幸福时光比较实在。

偷窥是人性中挺见不得人的一个侧影，大家每个人心理都有那么点儿不健康，都有那么点儿龌龊，好在大多数人没发展得那么病态，偶尔的好奇心还不至于影响你的人品。

我的嘴机械地嚼着胶皮一样的口香糖，嚼得我满嘴口水的时候，我那朋友的儿子出现了，他嘴里不知道在叨咕什么，忽然一道水线腾空而起——尿了，而且正浇在自己脸上，小胖身子被吓得哇哇大哭。

我在电脑前边哈哈大笑。

然后给那个朋友打了个电话，她说，也要送我一个微型摄象机，让我拍记录片。

可我安在哪呢？那东西会逼得人无处藏身，我真害怕忽然有一天，一个声音断喝：你暴露了！

非典时期的幸福生活

文王小柔

突然之间“非典”

就来了，据说这东西非常阴毒，四川唐门的暗器还需见血封喉，这个东西居然能杀人于无形，某人只需站在十步之内对着你哈一口气或者打个喷嚏，就能破你的内功，让你先咳嗽、高烧后是全身发软，接着真气逆行，直至让你的肺泡变成石头。

可惜金庸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武功秘籍，于是大家纷纷跑进药店买口罩、眼罩护体；藿香、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白术一样来点儿，管它有毒没毒先喝进去再说；消毒液被人一箱一箱往家搬，以往对付蚊蝇满天的公共厕所都没下那么大力气。

不知道谁嘴没把严，说白萝卜有抗“非典”

之功效，于是几天内北京几毛钱一斤的白萝卜涨到了十几块钱一斤，金银花那种平时很少有人正眼看的东西摇身一变，身价将近200元一斤，超市里的方便面不知道跟“非典”

有什么关系也被“洗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