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百年这样残酷的训练，我相信这个族群必然会淡漠理义和感情。

这在瑞士的思维领域和创作领域都能看出一点踪影。

这种训练的正面成果，是养成了一种举世罕见的忠诚。

忠诚不讲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成了逻辑行为，不再是纯粹的忠诚。

因此，戒备森严的罗马教皇从来不对贴身卫士精挑细选，只有一个要求：瑞士兵。

直到今天，罗马教廷的规矩经常修改，他们的多数行为方式也已紧贴现代，唯有教皇的卫士，仍然必须是瑞士兵。

但是，除了教皇那里，瑞士早已不向其它地方输送雇佣兵。

这是血泊中的惊醒，耻辱中的自省，他们毕竟是老实人，一旦明白就全然割断，不仅不再替别人打仗，自己也不打仗，干脆彻底地拒绝战争。

他们太熟悉战争又太不熟悉战争。

熟悉的，是刀刃血拼;不熟悉的，是战争的发动及其理由，战争的推进及其计谋，战争的结束及其善后。

严格来说，他们还不大知道如何为自己而作战。

于是他们选择了中立。

其实，他们原来也一直中立着，因为任何一方都可以雇佣他们，他们没有事先的立场;如果有了立场就要因雇主的不同而一次次转变，多么麻烦，因此只能把放弃立场当作职业本能。

从接受战争的中立，到拒绝战争的中立，瑞士的民族集体心理实在是战争心理学的特殊篇章，可惜至今缺少研究。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为它的中立提供了奇迹般的机会，而它，也成了世界的奇迹。

瑞士没有出现铁腕人物，也没有发现珍贵矿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间由一个只能输出雇佣军的贫困国家跃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巅，只因它免除了战争的消耗，还成了人纔和资金的避风港。

中立是战争的宠儿，也是交战双方的需要。

也许，这是战神对他们的补偿战神见过太多瑞士兵的尸体，心软了。

那年月瑞士实在让人羡慕。

我曾用这样几句话描述：人家在制造枪炮，他们在制造手表，等到硝烟终于散去，人们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设定的指针，游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突破的一年

那天我独自在伯尔尼逛街，绕来绕去几次迷路，后来终于悟得一个诀窍，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诚、最年老的向导，再也错不了。

如此几度反复，我把伯尔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

路线一旦摸清，以后几天逛街就变得潇洒，只一味摇摇摆摆、东张西望。

克拉姆大街起头处有一座锺楼，形体不像别的锺楼那样瘦伶伶地直指蓝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别有一番亲切。

它的锺面大于一般，每小时鸣响时又玩出一些可爱的小花样，看的人很多。

此刻正是敲锺时分，我看了一会儿便从人群中钻出，顺着大街往东走，觉得这一带该是每小时都被同一种锺声统领的族群所在。

人的生命存在，无非印证于时间和空间，因此在这锺楼下的时间共享，其实也就是生命共享。

这种共享既然被一小时、一小时安排得精打细算，那么即便素昧平生也会觉得已经深深地朋友了一场。

突然觉得右首一扇小门上的字母拼法有点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爱因斯坦故居。

我认了认门，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然后快速通知车队的伙伴，要他们赶紧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