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

&rdo;大家说。

&ldo;不，&rdo;妈妈说，&ldo;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她儿子，让他带来。

不然就来不及了。

&rdo;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ldo;我去听听看!&rdo;这是祖母的声音。

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ldo;半大脚&rdo;，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

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

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坝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

祖母连忙俯下（禁止）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rdo;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

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

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ldo;哦&rdo;了一声：&ldo;那就是汽水!&rdo;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ldo;快信&rdo;，不可延误。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

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

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坝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

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

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纔如沈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

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

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

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有着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各种大命题的深刻性。

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的，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

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遗嘱般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