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子的&ldo;尚贤&rdo;主张中，还提出初步的法治思想，给后来的法家韩非一派准备了思想条件。

他说：

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

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

（《尚贤中》）

墨子已把尚贤使能的范围扩大，哪怕是贫且贱者，只要他是贤士，墨子就认为他有资格去做官。

贤士所做的官可以小到&ldo;治邑&rdo;，大到&ldo;治国&rdo;。

他以坚决的、严格的态度提出：

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

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以上引文均见《尚贤上》）

正如以上所讲过的，墨家主要代表当时逐渐抬头的小私有者的利益和希望。

他们要求在社会的大变动中获得政治参与权，取得一些政治地位，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

墨子认为只有像墨家所承认的那些贤者当了&ldo;治国&rdo;、&ldo;治邑&rdo;的官长以后，才能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解除天下的公患，使得&ldo;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rdo;。

墨子和他的学派采取的是平和的&ldo;上说下教&rdo;的方法。

所以他们一方面对当时势力最大的儒家猛烈攻击，一方面视死如归地为国君贵族守城御敌，希望用事实证明他们是贤者，借此取得信任，以便推行他们的学说。

和以上情形相反，在&ldo;尚贤&rdo;的问题上，墨子在主观上是维持当时的世袭贵族统治秩序的，而在客观上，照墨子的办法做下去，却必然获得破坏世袭贵族制度的结果，而走上像后来法家所主张的官僚政治的道路。

&ldo;官无常贵，民无终贱&rdo;的响亮口号，朦胧地反映了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新倾向，它标志着世袭贵族制度终归消灭而代之以官僚政治的必然趋势。

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墨子的&ldo;尚贤&rdo;的主张的进步意义和作用远远超过过去对墨家学说的估计。

墨家这一群从&ldo;农与工肆之人&rdo;上升起来的&ldo;士&rdo;，尽管还只占广大劳动者中的极少数，但他们不但在人格上获得了自由，在经济上得到独立，而且对于政治，也要提出他们的意见，要求过问，并要求参与。

这是只有在重大的社会变动时代，只有在广大的&ldo;农与工肆之人&rdo;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力量时，才会产生反映他们的经济愿望和政治要求的哲学。

我们研究墨子，并不是孤立地研究他个人的思想，而是透过像墨子所代表的学派的研究，可以具体地了解古代社会、古代历史的发展面貌。

认识昨天的中国更将有利于认识当前的中国。

墨子虽然也像法家一样，已接触了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新方向，但仍然主张不要打乱原有的贵贱等级的世袭贵族制度，他幻想用和平妥协的方式，来改善小私有者的经济地位。

他的目的不能达到，乃是必然的结果。

&ldo;尚同&rdo;是&ldo;尚贤&rdo;的理论基础。

&ldo;尚&rdo;和&ldo;上&rdo;有时候通用，&ldo;尚同&rdo;就是&ldo;上同&rdo;。

墨子在&ldo;尚贤&rdo;的主张中，已一再强调贤者应当治国、治邑，贤者为官长，贤者要在高位。

墨子认为在道德学问上的贤者，在政治地位上也应当是贵者。

贤者和在高位者应当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