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拘留所办了一些必须要办的手续后，一位预审科的干部接待了我。

这位干部告诉我说，我要查问的这个人问题基本查清，属于倒贩粮票，但数量不大，已经和本人所在地的领导机关联系过了，不久就可以让他们来人把他领回去。

我问能不能见一见他？

这位干部说，按现在的规定，轻微犯罪主要案查清后，亲属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见面，不过要协助工作人员做犯罪者的转化教育工作。

我说我虽然算不上是他的什么亲属，但我一定会帮助做工作的。

这位干部让我坐在这儿等着，他就出去了。

不一会，公安干部领着五叔进来了。

我先吃了一惊：我一下子竟然认不出五叔来了。

他脸色灰白，头发和胡子毛碴碴的，背驼了下去，个码也好像低了许多。

两只原来咄咄逼人的眼睛，现在毫无光气地深陷在眼窝里。

那本来挺壮实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许多圈，显得衣裤异常地宽大而不合身。

一个在家乡土地上有权有威的强人，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分量了。

五叔一见是我，嘴唇子剧烈地哆嗦着，凄惶得眼泪在毛胡茬子脸上淌个不停。

他眼睛不时胆怯地瞄着公安干部，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竟然像驴蹄子踢了一般，讷讷得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

我对五叔说：“你要好好把问题交代清楚，不要隐瞒任何一点什么，争取从宽处理，党的政策……”

没等我说完，五叔忙接住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五叔对政策是熟悉的。

我也再没什么好说的，只是重复刚才的意思。

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问题，知罪伏法。

规定的谈话时间到了以后，工作人员就把五叔领走了。

临出门时，五叔回过头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针扎了一般痛楚。

是的，不论怎样，他现在沦落到这般地步是一种极大的不幸。

五叔啊，你怎么从我记忆中那个纯朴热情的青年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呢？

我怀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来到了拥挤热闹的大街上。

电车、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仍然在这宽阔的大道上流淌着，像一条永远汹涌澎湃的河流。

是的，生活的河流永远激荡，但也总会有一些船只搁浅。

太阳已经从东边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筑群中升起来，把那淡淡的桔红色的光芒洒在积雪演化了水迹斑斑的笔直道上，空气里已经流荡着一种微微的、cháo湿的暖气，甚至能嗅到远方田野和山谷中飘来的泥土和糙的气息。

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纷乱的人群和车辆，那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中国槐的褐黑色枝丫逐变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张长着毛碴碴胡须的面孔却在眼前清晰地晃动着。

我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相遇的情景……第四次相遇那年秋天，我被报社派往我家乡所在地区采访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

我的第一站首先要接去地区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然后再做重点采访。

因此，长途公共汽车虽然要路过我们县，但我也不能回家去看望我的所迈的双亲。

我只能路过我们县城停一下，而我们村离县城还有二十多华里路。

从内心上说，我是急切地想回我们村子看看的。

看望老人这是不必说的，更主要的是想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听弟弟来信说，责任制后，家里一年打的粮就够几年吃钱也比前多年宽裕多了。

这些情况，虽然我没有回家，但已经感受到了。

以前每次接到家信，我总是愁眉苦脸：不用看信，就知道不是让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买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