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交流常常提醒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靠法律治理的国家，生活在一个重视人道和文明的社会，我把什么都视作理所当然。

我们的亲戚伊拉&iddot;科甘从哈萨克斯坦来信，总是说我们家走运，成功地移民到澳大利亚。

20世纪60年代初，她们没能得到澳大利亚的入境签证。

而这种事儿本来也完全可能落到我们头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正是由于我的家族跨越国界和政治制度而迁徙的历史，才使我在20世纪70年代上大学时选择了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

我读过许多关于苏联历史的书籍，但我关注的焦点却是当代苏联政治，以及两极世界的动态。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

拿到学位之后，还有可能得到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

那时候我就想过，像我们家这样的&ot;哈尔滨人&ot;的经历，应当记录下来，因为它是与俄罗斯和中国许多特别事件有关的一段非常宝贵的历史。

但我却忙于重要的政治课题--美苏紧张关系的缓和、中东冲突、欧洲共产主义。

我那时一心想当学者，认为以后总会有时间研究哈尔滨的课题，于是就把它束之高阁了。

可是，硕士学位读到一半，我便开始怀疑我的职业方向。

读了5年书，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学校，走向社会，或者至少进入外交界。

让我懊恼的是，外交部不招聘新成员。

有一次，我偶然对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谈到我的失望。

他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著名的外交官，当过大使，办公室就设在我们系里。

几个月后，我正在校园的湖畔参加年末的户外聚会，他的秘书通知我，说他有急事要见我。

&ot;现在就去?&ot;我有点沮丧地问，看看自己身上的紧身红色牛仔裤和黑色t恤衫--&ot;无政府主义者&ot;的颜色。

&ot;是的，如果可以的话。

&ot;

我挺了挺胸，尽量让自己振作起来，立刻向那位声名卓著的前外交官的办公室走去。

第8节：楔子好奇心（4）

&ot;事关你的前途，亲爱的，&ot;他说，这使我想起我们早些时候的谈话，&ot;你考虑过情报工作吗？&ot;

我目瞪口呆。

只有一个情报部门出现在脑海之中--asio，国内安全局--这可不是一个立场坚定、思想左倾的自由主义者的去处。

&ot;我看起来像那种能为国内安全局工作的人吗？&ot;我问。

&ot;我看起来像为他们招聘工作人员的人吗？&ot;他回答说。

&ot;不像。

&ot;我嘴上说，心里却说&ot;像&ot;。

事实上，&ot;大使&ot;指的是国家顾问办事处，一个新建立的情报评估机构，为政府提供国际问题的战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