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有某种关系。

事实上，1756年戏剧性的引退远不止是个姿态，它是费城

年会这一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派的最高权威放弃政权。

某些伪教徒或半截子教

徒继续在议会中谋求和掌握政治权力，但正统派拒绝为此承担责任。

严谨的

贵格会教徒明确表示，他们既不由这些背教者代表，也不对其决定负责。

顽

固分子甚至在所有的好教友中间&ldo;做工作&rdo;，使他们不谋求议员职位，也不

投票选举任何这样做的贵格会教徒。

已经有迹象表明，某些贵格会派领导人

指望殖民地战争的结束会使他们重掌政权。

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对政府的控制不是可以随意取舍的。

贵

格会教徒的引退以及他们承认其原则同政府责任相矛盾，或许是证明他们尚

有现实感的最大证据。

但他们企图伴随看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来的和平重掌

政权那种隐秘希望表明，他们基本上不理解社会和社会问题。

美国革命粉碎了这种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性，因为贵格会教徒的

反战原则也是个反革命的原则。

他们的年会在近一个世纪前宣布：&ldo;扶立和

推翻国王与政府是上帝的特权，上帝为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或废或立。

&rdo;就

像贵格会教徒十七世纪在动乱的英国各种阴谋和反阴谋中力图保持中立那

样，他们在美国革命的岁月里也谋求中立。

他们又一次关注起是否有任何法

律违背了他们个人的贵格会派良心，而忽视复杂的施政问题。

随着革命的临

近，年会询问下属的每个月会：&ldo;教友们是否注意不去骗取应归于国王的权

益？&rdo;英国某些较有远见的教友们认识到，英国的自由事业同美洲自由事业

的成功休戚相关，强烈要求美洲的教友们不要加以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