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留下来的东西经过沉淀，可以说都是精华部分，为了研究前人的智慧，华枫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在这上面。

有那么一段时间，和云梦的交流也变得少了很多。

古代的“师说”

当然要由“书”

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在古人看来，“书”

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

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没有“书”

，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

（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

，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

。

也就是说“著作权”

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

和“家法”

必须毫不含糊。

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著。”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

《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

来衡量诸子的“言公”

。

《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

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

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

在诸子开始衰落的同时，道教开始兴盛起来。

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变；道家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始终不曾泯灭。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

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

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

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