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生，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anright）也。

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权力」（power）也。

──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教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

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

他要靠他朝中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

「宰相要用读书人」嘛。

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

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

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二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

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都五百六十余页之巨著。

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

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

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

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

哑然失笑之余，也恍恍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攻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

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

──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梁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辞）。

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

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教授评袁之辞。

我把袁世凯三字用xxx代之。

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再补入而重读之。

自己再「臣光曰」一下，就知道了。

原文如下：

在xxx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

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