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书，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carnegieednowntforternationalpeace）的介绍而来的。

但是实际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

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

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

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

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大校长巴特勒（nicholasbutler）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

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

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胡涂掉了。

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

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嘛。

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

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

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

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

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

【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页一二八。

】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

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

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

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在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

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顾问应聘还未到职，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