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古某也一再坚持，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advice），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则对他的「纯学理」毫无兴趣。

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大力宣传。

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乃被无辜的卷入中国的臭酱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几至不能自拔。

其被栽赃，栽得最惨，而百口莫辩的，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帝制优于共和论」了。

「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来当古德诺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完全结束，袁政府大难不死，外患稍纾，喘息方定，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重作旧梦。

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既然适时归来，袁大总统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就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实行的国体，一评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以为袁氏本人，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

这本是古某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万里归来，所为何事？因此乃尽展所学，为袁总统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知遇。

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大总统撰写的「密件」，以供袁氏个人参考的。

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并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

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

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洗不凊，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

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

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合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

笔者抗战期间在重庆读大学之时，即颇思一读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之原著，以见其真相。

无奈战时大后方无此治学条件，未能如愿。

战后留学来美，曾在古氏寄存于哥伦比亚大学之私档中细索之，还是一无所获，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所存古氏遗文中，此件亦无踪影。

真是踏破铁鞋，所幸上引美国国务院旧档中却有一复印本【见上引foreignrelations，1915pp，53─58】与原汉译本互校之，颇开茅塞也。

【中文谡稿原载一九一五年九月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实录」。

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四六─九五一，和上引郅玉汝讲辞，均收为附录，可供参考。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应存有原件也。

】

承继式的寡头制，优于非承继式寡头制

古德诺这篇论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诅咒中，不用说是反动透顶了。

纵是在开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两教授笔下，也是篇大大的「谬论」【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一九八七年，北京中华书局版，页五七一，末段】。

其实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古老头这篇「谬论」，还不算太「谬」。

他的谬，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naivety）……。

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

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地区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