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郑文光之后，大陆出现了一大批科幻作者。

他们有些是科幻文学的自觉探索者，有些是计划体制下被要求来写科幻的科普作者，或少年儿童文学作者，戏称为&ldo;抓壮丁&rdo;。

因为当时的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体制，苏联文学中有科幻这个门类，中国也要有。

只是当时没有专门划出&ldo;科幻文学&rdo;这个单独的分类，而是将它视为科普创作或少儿作品。

相应地，科幻作者的艺术贡献如果要得到承认，则需参加各级科协下属的科普作协，或以儿童文学作者的身份加入中国作协。

这个惯例延续至今，使出版界一直将科幻文学视为某种儿童文学，或者某种科普作品，而其真正的家园‐‐文学界又不承认它的价值。

这种现状极大地约束着科幻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科幻作者在创作时，必须削足适履地适应出版社科普作品或少儿作品的标准。

天津的迟书昌是当时那批科幻作者中出色的一位。

拜一个文抄公所赐，98年5期的《科幻世界》上刊登了他写于五十年代的《起死回生的手杖》。

全国各地读者纷纷来电或来信，揭发这一抄袭行为。

揭发者多为二十岁左右的新一代科幻读者，说明优秀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可以跨越时间的障碍。

迟书昌还写下过《大鲸牧场》、《割掉鼻子的大象》等优秀科幻作品。

四川的童恩正是一位专业考古工作者，他经常从考古研究中发掘科幻题材。

创作出了别具特色的作品。

如《古庙奇人》、《雪山魔笛》、《石笋行》等。

江苏的肖建亨是另一位有代表性的作者，创作有《布克的奇遇》等作品。

六十年代初以后，由于政治环境趋紧，中国科幻小说的第一次高潮在没有什么内部问题的情况下无疾而终。

这一次高潮中的作品有以下特点，第一是普遍充满朝气，这既是受当时蒸蒸日上的社会大环境感染，也是因为大家对科幻这样一种新文学样式抱着很大的探索兴趣。

第二，当时的作者创作水平与读者的欣赏能力比较吻合，使科幻作品能够得到社会共鸣。

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刊出以后，就曾在北京地区引起观测火星的热潮。

当时社会上存在着追求科学知识的风气，而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并不高，眼界也不宽，那种浅显的科幻作品符合大众的欣赏能力。

第三，当时的科幻创作普遍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在创作上放不开手脚，以至于从今天的角度看，那时的科幻作品缺乏科幻艺术的重要特点‐‐想像力。

小说必须有矛盾冲突，安排矛盾冲突就要安排阴暗面。

这在当时的普通文学中还好处理，美帝蒋匪都可以当作反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