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身边，最为重要的三个幕僚，对日后&ldo;行汉法&rdo;，以及大元王朝的开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是河东交城人张德辉，字耀卿，号颐斋，原在金朝在御史台衙门供职。

金亡后，投到蒙古大将史天泽幕下，1247年成为了忽必烈身边幕僚。

其二是河北邢州人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年轻时曾隐居为僧，又名子聪。

1242年随禅宗宗师海云法师北上到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论道，从此便留在忽必烈身边。

其三是河南许州人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

早年在杨惟中幕下，后被引荐给窝阔台汗。

1241年任燕京行台郎中，但因与主管官员意见不合，弃官而走，隐居于辉州苏门（在今河南辉县北）。

1250年，在忽必烈四处寻访人才之时复出，投在忽必烈门下。

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这三人在忽必烈身边，不知有多少建言献策，但最重要的往往就一句话，决定了忽必烈日后的政治走向。

张德辉在面对忽必烈所问&ldo;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

有诸？&rdo;时，慨然答道：&ldo;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

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

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分之一，不过阅薄书，听讼理财而已。

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rdo;这番话，可说是解除了忽必烈对于行汉法的疑虑。

试想，金朝汉化很深，结果在蒙古的进攻之下几乎无还手之力，不把其灭亡和儒家学说分开，怎么会让忽必烈相信儒家可以帮助治国呢？

刘秉忠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ldo;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rdo;，这话千百年来一直为劝谏开国皇帝最简单也是最实在的话，对于武功极盛而文治极不足的蒙古帝国来说，更是至理名言。

姚枢则简明扼要的列出了自己&ldo;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录为八目:日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远佞&rdo;，更提出救治时弊的具体主张：立省部，庶政出于一途;举贤任能，慎重选拔，裁汰冗员；废除世袭，颂行奉禄;打击贪脏，广开公道;定法律，审刑狱，生杀大权归于朝廷；设监司，明黜陟，分辩善恶;定征敛，简驿传，减轻地方州县之负担；建学校，重儒学，培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搞好社会风俗；重农桑，轻赋税，省徭役，禁游惰，减轻民众负但；奖励耕织，抚恤鳏寡;推行屯田，以实边防；通漕运，广储蓄，以备饥荒；立平准，管物价等等。

张德辉、姚枢、刘秉忠已经是在将忽必烈看作日后一个开国帝王来培养，而忽必烈也把他们当作自己日后的宰辅来使用。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好笑，当时的情况来看，忽必烈完全说不上必然会有日后那么光明的前途。

但在众多蒙古的贵族中，他是唯一一个对于汉法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借之成就事业的皇族子弟。

即使明知道忽必烈恐怕难以在日后的博弈中胜出，张德辉等人也必须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