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重视务实是忽必烈一生贯彻的信条。

任何空洞或难以立见实效的东西都会被他弃之一旁，而只要是能够见实效，他会不管什么来路都立即为己所用。

用人上如此，制度上如此，在思想上也是如此。

儒家学说、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都被其所接受，他委任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国师；汉传佛教的各个宗派都受到恩赏，甚至曹洞宗大师福裕被赐予&ldo;光宗正法&rdo;名号，之后更被追赐&ldo;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晋国公&rdo;的封谥：道教各派也都被抚谕，正一道天师张宗演更被委任总领江南道教，不但享受信徒供奉，还吃着高额的朝廷俸禄；掌管基督教的机构崇福司，秩从二品，级别相当高，而凡是基督徒集中的地区，如唐古特、汪古、大都乃至江南沿海等地，都有教徒自选以及罗马教廷派来的主教；至于伊斯兰教，因为信奉者是在元朝享有极高尊荣的回回人，更是有专门的回回掌教哈的所，执掌回回人的刑名、户籍、词讼事务，独立于朝廷的司法之外，伊斯兰教徒还享有减免差役和赋税的权力。

在当时的世界，人们往往因为信仰的不同的而成为死敌，任何国家的君主都不得不将宗教和政治有机的统一起来。

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则自信可以在自己的统治下出现一个所有宗教和信仰都并立且都为自己所用的国家。

这在当时，无疑是特立独行的。

谁也不能说百花齐放不是好事，但种类、品性不同的花所需要的土壤、气候殊异，要想使之共生共荣，就得有精致的花房。

这种花房直到今天尚不能说已经完美的建立了起来，更不要说数百年前了。

忽必烈及其子孙所统治的臣民主体毕竟是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汉人，其他的宗教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补充。

以汉地为主要统治区域的元帝国，将儒教从独尊的地位上拉下来，和其他宗教摆在平等甚至较低的地位，汉人的精英们无法用自己千年来所熟悉的方式获取进身之阶，必然会积聚不满。

当这不满遇到合适的的机会，比如天灾让普通百姓无法正常生活时，他们就会带着百姓们用血和火来宣泄。

正如在基督教国家剥夺教士的特权，在伊斯兰国家剥夺毛拉或阿訇的特权，必然会出现极为可怕的结果。

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的实验最终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便是帝国的毁灭以及其后的两个朝代极力排斥着&ldo;百花齐放&rdo;‐‐既然要吸取教训，那矫枉就必须过正了。

不过，元王朝在后忽必烈时代，本有很大的可能向着之前的北魏或之后的满清方向前进，虽然这种可能最终未能实现，却成为贯穿有元一代的一条隐线。

一条汉化、儒化，始终与忽必烈的&ldo;内蒙外汉&rdo;，一国多制纠缠较量的隐线。

这条隐线以忽必烈藩邸和&ldo;金莲川幕府&rdo;中的汉人儒士为发端，以元惠宗和脱脱发起&ldo;更化&rdo;为结束。

而使之巩固并贯穿整个元朝统治期，则是在世祖忽必烈一朝以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斗争。

而在历史的记述中。

汉法派总以&ldo;忠臣&rdo;面目出现，而理财派则顶着&ldo;奸臣&rdo;的帽子登场。

其实，抛开一分为二的武断，其实汉法和理财本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