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定元年（1324年）五月，有宾州方二之乱；七月有思州平茶杨大车、酉阳州冉世昌之乱；十二月有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之乱。

泰定二年（1325年）五月，有柳州徭和浔州平甫县徭之乱，达鲁花赤都坚、都监姚泰亨在镇压变乱中战死；六月有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倡言&ldo;弥勒佛当有天下&rdo;，发动叛乱，直到十二月方才平息；十月有播州凯黎苗之乱。

泰定四年（1327年），有苗人祭伯秧之乱。

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广西普宁县僧人陈庆安聚众起事，并建号改元。

面对灾荒，泰定帝并不吝惜府库中的钱粮，有灾必赈，而对于民变，泰定帝也并不手软，派兵严厉镇压。

他将很多宗王分镇各地，虽有封赏之意，但加强地方控制，以宗王坐镇镇压民变，则是他向宗王们索要的回报。

因灾害无法谋生，百姓便会追随不安分者铤而走险，赈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才能使得民变无法发展壮大，成为颠覆王朝的燎原大火。

&ldo;泰定之世，灾异数见&rdo;，却能够&ldo;天下无事，号称治平&rdo;，泰定帝君臣的努力总算是有效果的。

但是，这就牵扯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赈灾还是打仗，都是需要大量的钱财，何况，泰定帝不吝惜钱财不仅表现在国计民生上，对于宗王勋贵的赏赐、庙宇的修建以及自己的享受（如中买宝物）也都大慷其慨。

而仁、英两朝留下的财政状况却很不乐观，钱从何来？

前文说过，武宗即位花钱大手大脚，不得不用发行新钞票来化解财政危机。

而仁宗继位，废止了武宗颁行的至大交钞，从延祐三年开始，一直用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

可到了延祐六、七年，因为延祐经理的失败，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仁宗不得不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

这次通胀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英宗即使想改变也没有时间。

泰定帝继位，处处都要花钱，而又面对灾变不断，那么就必须平抑物价并在缩紧银根的基础上增加国库收入。

既不能再发行更多的货币，又要平抑物价，还要增加收入。

这事情很难。

但泰定帝做到了。

当然，并不怎么懂经济的泰定帝自己没有这个能耐。

完成这个艰巨使命的，是他一力重用的回回大臣们。

【正文】

元朝的理财派和汉法派之争贯穿始终，因为有着&ldo;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rdo;的古训，再加上理财派大都为色目官员，理财派往往被指斥为奸臣。

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卢世荣到武宗朝的脱虎脱、三宝奴无不如此，泰定朝的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自然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被称为&ldo;专权自用，疏远勋旧，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空府库以私其党类&rdo;。

历史上的党争往往是成王败寇，理财派因为种种原因总是失败者，&ldo;众恶归焉&rdo;便没什么奇怪。

不过，人性是复杂的，善恶并不能截然分开，政治人物的作为，也并不能总是简单的予以黑白的判断。

泰定帝重用回回大臣，确实属于&ldo;用人唯亲&rdo;‐‐大力提拔自己的藩邸旧臣，使得汉人儒臣们对&ldo;时相多西域人&rdo;极为反感。

但面对泰定帝执政期不断的天灾和不尽如人意的财政状况，这些回回大臣们作出了相当贡献，维持了经济的稳定。

在他们的主持下，泰定帝恢复了仁宗朝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缩紧银根，使得物价平抑。

但朝廷的&ldo;钞本&rdo;不足，储蓄不够，如何能够缩紧银根？泰定众臣奏请实行了拿出两条方案，其一是&ldo;盐课增价&rdo;，提高盐税。

其二是&ldo;富民入栗拜官&rdo;的制度，将一批中下级官位出售，&ldo;二千石从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从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愿仕者旌其门。

&rdo;从而获得大量财富，不但使得府库得以充盈，还可用于赈济灾民。

另外，加大南粮北运的运量，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

虽然&ldo;盐课增价&rdo;，&ldo;皆足以厉民矣&rdo;，而&ldo;富民入栗拜官&rdo;更属于卖官鬻爵，但也不失为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

原本喧腾的物价终于得到平抑，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

如盐引，仁宗朝官定价格是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便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

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作为宰辅的回回大臣们也并没有破坏已经实行的汉法。

泰定元年，泰定帝册立长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并马上遵从大臣的建议&ldo;如裕宗故事，择名儒辅太子，敕中书省臣访求以闻&rdo;，让儒学大师来教导太子读书，准备将太子培养为真金那样的继承人。

同时，泰定帝自己也在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将世祖朝开始的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正式定为经筵制度，让张珪、赵简、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忽都鲁都兒迷失等蒙汉儒士担任进讲官，讲解《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

仁宗朝开始的科举，泰定帝面对朝廷中&ldo;有欲罢科举法者&rdo;的议论，听取了礼部尚书曹元用&ldo;科举取士之法，当革冒滥，严考核，俾得真才之用&rdo;的建议，继续坚持。

泰定元年三月便开科举士，八剌、张益等八十六人中举；泰定四年三月，再次开科，又有阿察赤、李黼等八十六人金榜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