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询钱学森的意见时，他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航空飞机固然要发展，但当务之急还是应首先发展导弹，发展航空飞机的重要性赶不上发展导弹。

直教将帅们大眼瞪小眼：为什么呢？

在美国就已是火箭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解释：导弹有很高的马赫数，比声速还要快，导弹的马赫数可以到10，可以到20，是声速的10倍、20倍。

超音速飞机最多也就是两倍。

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打导弹，门都没有。

刘亚楼不明所以，钱学森分析说：航空飞机的困难在材料，而材料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得靠经验积累。

飞机的材料至关重要，要能经受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考验，而导弹的材料却是一次性的。

所以，导弹没有尖锐的材料问题，导弹的难点在于看得清，打得准。

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要容易。

由空军副政委改任航空工业局副局长的王弼，此时正协助钱学森完成《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制订，就刘亚楼不太理解的技术问题作了些解释。

刘亚楼听懂了，认为这是个惊人的理论。

后来，经过群英会论证，在编制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充分吸收了钱学森的意见。

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就是在这背景下先后成立的。

后来为了减少层次，提高工作效率，1957年3月中央军委下令撤销五局，所属机构和人员合并到五院（部级单位）。

战争中的决定因素

当赫鲁晓夫关于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承诺，被他的某些粗鲁外交行动冲淡时，中国人第一次公开表示了要自己制造核武器的决心。

1958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1000人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并继续坚持延安传统和毛泽东军事思想。

会议召开前4天，身兼中央军委委员、航委委员等职的刘亚楼，在《解放军报》发表一篇题为《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iddot;麦克法夸尔称：&ldo;刘在文章中不仅赞扬了主席的著作，而且还称赞了工农出身的飞行员，批评外国（即苏联）顾问（这种批评来自于一个曾在苏联学习过的人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批评外国那种通过过分的安全预防措施将士兵与人民群众隔开的做法，重申了党委制和政治委员在现代化军队中的重要性。

刘亚楼的文章也许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个具有先进武器装备的军种的司令员，他赞成毛的信条，即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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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分析认为，毛泽东在这次军委扩大会上，对刘亚楼大加表扬&ldo;并非巧合&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