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大规模报复政策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来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因此，目前迫切需要重新衡量我们的战略需要。

在大规模报复政策的全盛时期，它只能使我们领导人面临这样两种抉择：发动核大战或谋求妥协和退却。

从最初制定大规模报复政策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事。

这些事件对大规模报复政策的有效性投下了阴影，同时也揭露了它的虚伪性。

朝鲜战争是在我国垄断原子武器的时期内进行的一场有限的常规战争，但它却清楚地说明了这项政策并不是普遍适用的。

1945年以来的其它许多有限战争‐‐中国的内战、希腊和马来亚的游击战、越南战争、台湾事件、匈牙利事件、中东战争、老挝战争等等‐‐，也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阻止了大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却未能保持住&ldo;小和平&rdo;，即没有消除局部地区的骚动。

其他的一些事件也要求我们重新衡量我们的军事战略。

我们已经丧失了对原子武器的垄断。

我们的弹道导弹的数量可能比苏联少。

但我们没有反导弹导弹来抵消苏联的优势。

我们并没有在抵抗共产党的地面力量方面作出现实的努力。

我们的许多军事联盟正在遭受&ldo;贫血症&rdo;的折磨。

我们正在进行没有胜利希望的比赛。

因此，应当设法加以改变。

但是，由于我们制定战略的机构和方法还存在着缺点，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是困难的。

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缺乏效率，需要进行根本的改变，以便作为我们全面地重新衡量战略的前奏。

因此，我建议用&ldo;灵活反应的战略&rdo;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

这种战略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各种规模的挑战，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战争，从核大战到诸如1955年威胁老挝和柏林之类的渗透和侵略。

这项新的战略承认，遏制或迅速赢得有限战争和遏制大战一样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赢得局部战争，就会遭到蚕食，或者投入一场日益扩大的冲突，而这场冲突是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大家都希望避免的大战的。

为了在战略方面进行这样的改变，就必须进行许多工作。

首先，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国防部下达明确的指示。

其次，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这项指示确定军事需要的先后顺序。

最后，它也要求编造新的国防预算，以确保国防费用能够根据批准的（军事）需要的先后顺序加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