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华盛顿做一个参谋长并不如此简单。

在军队里，军官是不应出席军外单位讲话的，但在过去，又必须要求他在那里陈述他向指挥官提出的建议和理由。

这就形成了参谋长在国会中所处的地位。

他刚读完准备好的支持国防部长的声明后，便会面临一群提问者，要他说明他原来的观点并且把这些观点与国防部长及总统的最后主张作比较。

这样，参谋长就会立即发现自己处于为难的地位：不是反对自己的文职长官，就是拒绝向国会提供事实。

就我个人来讲，我是没有其他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而只好不问后果地老老实实地回答问题。

要想寻求一个应付这种任何军人都不喜欢的情况的补救办法，是困难的。

一种办法是不让军官在国会作证并且把一切军事问题都交给文职部长去辩护。

这是英国和欧洲许多国家所采用的解决办法。

但美国将来会不会接受这种办法，我是有怀疑的。

因为国会希望听取那些一般认为没有政治动机的军人所提供的事实。

另一种办法是让参谋长向其文职首长提出的意见具有一种特权，即可以不向国会陈述这些意见。

但迄今为止，行政当局认为不宜因为采取这种办法而引起一场风波。

这两种办法将使国会得不到在履行宪法规定的对武装部队的责任时所必需的军方意见。

国家安全事务的复杂性和技术性正在逐年增加，但国会议员在制定关于这些事务的法律时。

仍须非常谨慎。

因此，议员们不依靠那些负责国防的参谋长们又依靠谁呢？不让议员知道参谋长们的意见，将会不可避免地迫使他们寻求不可靠的意见，从而有害于他们采取立法行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道不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会之间建立合法的关系，并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成为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总统的顾问的同时，也成为国会的军事顾问吗？这也就是在当前的实践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关系。

第七章决策的失败：军事战略实际上是如何制订的

国防部长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共同负责指导我们制订战略的机构的实际工作。

的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防部的指导通常是含糊不清的，但这个缺点未必是关键性的障碍。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在&ldo;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rdo;中，可以找到支持几乎所有的军事计划的字眼。

因此，国防部有足够的灵活余地，可以草拟自己的&ldo;国家军事计划&rdo;（类似于陆军在1955年拟制的计划），以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各军种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

但是，要拟制这样一个文件，首先必须解决多少年来一直搁在国防部中的悬而未决的一些基本争端。

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部的意见分歧，往往成为批评我们制订战略方面缺点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