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之后，随着波兰战役的爆发，德国女性介入战争的形式终于得以明确：符合条件的女性将以&ldo;国防军女助手（wehracht射lfernen）&rdo;的身份介入非前线的军队工作。

在当代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中，服务于国家的工作年限均被纳入养老金的有效工龄，这一规定与当事人就职期间的国策是否正确，当事人所服务的国家组织是否在后来被判有罪，当事人为其服务的政体是否一直延续都不发生直接关系。

这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在纳粹时期是党卫军、国防军还是国防军女助手，他的服役时间都会被联邦德国计入其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有效工龄，除非当事人本身被定为罪犯。

在德国的第六社会福利法典（sgb6）中，&ldo;国防军女助手&rdo;的服役期也在退休工龄计算的范畴之内，而&ldo;国防军女助手&rdo;的概念也涵盖了&ldo;党卫军女助手&rdo;，即被很多人误读的所谓&ldo;女党卫军&rdo;。

在&ldo;二战&rdo;时期的德军建制中不存在女性，女人在军中的身份只是协助者，没有军职和军衔，也不佩带武器，而且基本上只在自愿者中间征召。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应征成为&ldo;国防军女助手&rdo;的德国妇女达50万人。

战争结束后，这批带着传奇色彩的女人们像沙中覆水一样迅速从现实中蒸发了。

她们不写书，不集会，无组织，也无声响，众多和&ldo;二战&rdo;有关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也很少提及这一批人。

在北威州花山市的采访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ldo;二战&rdo;时的国防军女助手，她就是党卫军老兵查斯特洛先生的太太安捷查斯特洛。

她出示了一张自己当年穿&ldo;国防军女助手&rdo;制服的照片。

从这张照片开始，安捷讲起了她的往事：

&ldo;我是1925年出生的，我的家乡在德国最北部的施勒斯维西斯坦。

我的父母一共有5个孩子，当时在德国多生孩子是能得奖章的，生4个孩子的母亲能得一枚铜牌，生6个孩子得银牌，生8个就得金牌。

我妈妈可是铜牌母亲呢。

我的上一辈人有很多打过两次世界大战，我父亲就是一个。

他1889年生人，1917年刚满18岁就应召入伍参加了&39;一战&39;。

&rdo;说着安捷在相册中找到她父亲在&ldo;一战&rdo;期间的一张全身照片。

照片上的男子身着整齐的军服，体形魁梧，挺胸收腹，两撇胡须向上翘起，看上去很威武，又带几分杀气。

安捷抚摸着那张发黄的照片继续说道：

&ldo;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父亲的职业是屠夫，靠宰牛卖肉为生。

&39;一战&39;后的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肉，货源的供应也非常紧张，这迫使父亲关闭了自己的肉店。

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他把德国振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极右党派身上，而且参加了纳粹党。

1944年，在德国军队从东线战场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已经55岁的父亲再一次穿上了军装，但时间不长，他就在守卫但泽（现属波兰）时被苏军俘虏了，后来他就死在了苏联的战俘营。

一个从战俘营回来的人对我母亲说：你先生是在战俘营里饿死的。

死之前他已经没有了饥饿的感觉，只是一遍一遍地说他非常非常想家……

&ldo;1943年2月18日，德国宣布进入&39;全面战争&39;，全部社会活动、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