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屡遭惨败。

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兵败维也纳城下，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脱离奥斯曼帝国；威尼斯人夺取希腊，俄国军队攻克位于黑海北岸的亚速。

169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迫签订《卡罗维兹和约》，承认波兰拥有乌克兰南部、奥地利统治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威尼斯占据希腊南部、俄罗斯控制德涅斯特河以北地区。

奈玛认为，1699年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国家签署《卡罗维兹和约》，类似于628年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加偶像崇拜者签订《候德比耶和约》。

《候德比耶和约》是628年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加古莱西人代表苏海勒&iddot;阿姆尔在麦加以南16公里处的侯德比耶签订的和约，由阿里执笔。

和约规定：双方休战10年；休战期间，穆斯林不得庇护擅自投奔麦地那的麦加人，而背叛先知穆罕默德的人却可留居麦加；先知穆罕默德放弃该次朝觐撤回麦地那，古莱西人保证在翌年朝觐期间撤出麦加3日，以便穆斯林在克尔白履行宗教义务。

《侯德比耶和约》的订立，尽管没有使先知穆罕默德达到在该年朝觐克尔白的目的，但是毕竟标志着麦加的古莱西人对于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宗教的初步承认，从而为先知穆罕默德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故乡铺平道路。

《侯德比耶和约》的订立可谓穆斯林克复麦加的重要，《古兰经》曾称此事是先知穆罕默德的&ldo;一种明显的胜利&rdo;（《古兰经》，48：1）。

629年先知穆罕默德率领2000余名穆斯林自麦地那出发，驱赶作为祭牲的60峰骆驼，前往麦加。

古莱西人按照《侯德比耶和约》的规定，预先撤至麦加郊外。

麦地那对于麦加的胜利已是大势所趋。

630年先知穆罕默德讨伐麦加古莱西人并克复麦加。

先知穆罕默德来到克尔白神殿，绕行7周，触摸玄石，命令穆斯林捣毁神殿内所有的供奉之物，仅保留玄石作为圣物。

先知穆罕默德向众人高呼：&ldo;真理已经来临，虚妄已经消灭；虚妄确是易灭的。

&rdo;（《古兰经》，17：81）伊斯兰教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故乡取得了彻底胜利，古莱西人顽固恪守的多神崇拜从此荡然无存。

奈玛认为，两个和约都是为了休养生息而暂时退却，并非腐败无能的辱国之举。

不过，奈玛也不得不承认，《卡罗维兹和约》的签署毕竟说明奥斯曼帝国正在走向衰落。

为什么会衰落呢？他开始借鉴伊本&iddot;赫勒敦在《历史大全》中提出的历史循环论。

伊本&iddot;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年）全名阿布&iddot;栽德&iddot;阿卜杜勒&iddot;拉赫曼&iddot;伊本&iddot;穆罕默德&iddot;伊本&iddot;赫勒敦&iddot;哈德拉米（abuzayd&lso;abdur-ra?ānbu?aadbkhaldunal-?adrai），是伊斯兰世界历史哲学的开创者，系西班牙阿拉伯人的后裔，长期生活于马格里布地区。

伊本&iddot;赫勒敦所著《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和原委》（简称《历史大全》，uqaddiah）共计7册，分绪论、正文和附录3部分。

《绪论》是全书精华，集中表述其历史哲学观点。

《历史大全》上起远古祖先，下至当代，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诸民族的历史。

伊本&iddot;赫勒敦的《历史大全》并未局限于叙述历史现象，而是着重分析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游牧世界与定居社会、部落制度与国家秩序、物质生产与文化生活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强调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

伊本&iddot;赫勒敦认为，宗教是推动人类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关键因素，每个民族的历史均表现为诞生、成长、鼎盛、衰败和灭亡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伊本&iddot;赫勒敦在历史哲学方面独树一帜，被后人誉为&ldo;中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rdo;。

奈玛认为，国家的确类似人体，会经历建国、巩固、承平、过渡和消亡5个时期，自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兵败维也纳城下起，奥斯曼帝国已进入过渡期。

接着，他开始引述卡蒂普&iddot;切勒比的体液平衡论，将国家的武装力量、知识阶层、其他阶层、农村阶层四大阶层比作人体的四种体液，分别对应黏液、血液、黄色胆汁和黑色胆汁，认为人体的健康状况与四种体液的比例密切相关，而国家的衰亡与否仰赖四大阶层特别是武装力量与农村阶层之间的平衡状态。

最后，他把伊本&iddot;赫勒敦的历史循环论与卡蒂普&iddot;切勒比的体液平衡论结合起来，并加以发挥，认为武装力量、知识阶层、其他阶层、农村阶层四大阶层的关系变化，导致国家出现建国、巩固、承平、过渡和消亡5个阶段。

伊本&iddot;赫勒敦

如何救亡呢？奈玛在上述论证基础上提出五条原则：减少花费，平衡收支，这主要是照顾农村阶层；准时发放津贴和薪金，平息百姓的怨怒，这主要是照顾知识阶层和其他阶层；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抵抗外敌并维护治安，这主要针对武装力量；公正对待各省；苏丹应恩威并济，使臣民既爱又怕；后两项原则涉及四大阶层。

传统社会的历史学备受政治形势变化和统治阶层好恶的影响，18世纪的帝国史学便是如此。

当时，苏丹素质明显下降，大维齐尔迅速更迭，社会开始动荡，统治阶层对历史学的兴趣大大降低，因此帝国宫廷编年史家往往开始记流水账，缺乏创新冲动和独立意志，几乎乏善可陈。

继穆斯塔法&iddot;奈玛&iddot;艾芬迪之后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穆罕默德&iddot;拉希特&iddot;艾芬迪（htrasitefendi，？‐1735年），他主要记录1660‐1722年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