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前期，奥斯曼帝国处于郁金香时代，法国文化、宫廷生活及科学技术在奥斯曼帝国颇受欢迎。

在这种氛围中，经驻法大使伊尔密赛基兹&iddot;切勒比&iddot;穆罕默德（celebiht）之子、曾经随父前往巴黎并醉心法国文化的穆罕默德&iddot;赛义德（htsait）提议，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的大维齐尔达玛特&iddot;易卜拉欣希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设立土耳其文印刷所。

为此，他首先说服大穆夫提发布一道&ldo;菲特瓦&rdo;，准许印刷不涉及宗教领域的土耳其文书籍，即不得用阿拉伯字母印刷《古兰经》、经注、&ldo;圣训&rdo;、教法等书籍。

继而沉醉于法国文化的苏丹艾哈迈德三世于1727年7月5日下诏准许在首都设立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但是不得印刷宗教领域的土耳其文书籍。

在大维齐尔的支持下，易卜拉欣&iddot;莫特法利卡（ibrahiuteferrika，1674‐1745年）在首都开设了第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

易卜拉欣&iddot;莫特法利卡生于匈牙利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后于1692年被奥斯曼人捕获为奴，继而改奉伊斯兰教，为奥斯曼帝国服务。

易卜拉欣&iddot;莫特法利卡在家里设立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在他去世之前共印刷17部著作，涉及历史、科学、军事等领域，前两部书只印1000套，第三部书只印1200套，最后15部著作只印500套。

易卜拉欣&iddot;莫特法利卡出版的系列编年史著作，侧重叙述史实，观点都很保守，以免激怒苏丹、宗教学者和其他大臣。

这些著作包括：《帖木儿编年史》，苏海利&iddot;艾芬迪所撰塞里姆一世征服前后的埃及史，卡蒂普&iddot;切勒比的《大事年表》（截至1648年），穆斯塔法&iddot;奈玛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591‐1660年），穆罕默德&iddot;拉希特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660‐1722年），库楚克&iddot;切勒比&iddot;栽德&iddot;伊斯玛仪&iddot;亚辛&iddot;艾芬迪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722‐1729年），易卜拉欣&iddot;莫特法利卡所撰奥斯曼帝国征服波斯尼亚史，等等。

易卜拉欣&iddot;莫特法利卡出版的系列科学著作或地图对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影响最大。

它们主要包括马尔马拉海地图（1132‐1720年）和黑海地图（1137‐1724年），卡蒂普&iddot;切勒比（katip&edil;elebi）的《世界地理》（cihannaa）和《土耳其海战史》（giftofthegreatsonnavalexpeditions），易卜拉欣&iddot;莫特法利卡所撰《西印度史‐‐我们所知晓的新大陆》（tarihal-hdal-garbialaabihadis-inav），另外还有易卜拉欣&iddot;莫特法利卡编译的几本英文和拉丁文著作，除解释笛卡尔和伽利略等人的科学成就之外，着重介绍对奥斯曼海军至关重要的罗盘针。

他的努力令人感佩，他的业绩引人瞩目。

&ldo;米特费里卡的出版社促使奥斯曼人睁眼观察近代世界，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但是这种觉醒仍在继续，到这个世纪后期出版社出版了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奥斯曼的启蒙运动继续显现出来。

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米特费里卡的工作也许是郁金香时代留下的最杰出的遗产&rdo;。

[13]1796年，伊斯坦布尔开始发行法文报纸。

1824年，伊兹米特发行法文报纸。

1831年，马哈茂德二世在首都开办首份土耳其文周报，公布政府法令和官方消息。

此后政府对印刷业的限制逐渐放松。

到1883年，伊斯坦布尔有印刷所54家；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增至99家。

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图书约3000种，其中宗教类图书390种，诗歌类图书360种，语言类图书260种，历史类图书180种，小说类图书180种，政府公报140种，数学类图书80种，科学类图书80种，经济财政类图书20种。

《世界地理》中的日本地图

奥斯曼帝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印刷术领域可圈可点。

然而，奥斯曼帝国上下长期以来极端鄙视欧洲，从而严重阻碍奥斯曼人从敌人那里汲取科技营养。

17‐18世纪，渐趋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仍旧鄙视同一时期的欧洲基督教世界。

&ldo;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

他们的这种态度部分源于宗教偏见，部分则源于伊斯兰教在早先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最大、发展最迅速的宗教。

因此，凡是与基督教欧洲有关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都示以轻蔑和傲慢&rdo;。

1756年，法国波旁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结盟，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将这一震惊欧洲的消息通报帝国政府，后者竟然表示他们对于&ldo;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rdo;毫无兴趣。

迟至18世纪末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式微时期，奥斯曼人依然轻视已经崛起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还蔑称开辟新航路并发现新大陆富于冒险精神的西班牙人为懒虫，蔑称发起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为杂种，蔑称建立海上贸易帝国的荷兰人为奶酪贩子，蔑称建立安立甘宗新教的英国人为无神论者，蔑称盛产启蒙思想家而且多才多艺的法国人没有信仰，蔑称建立路德宗新教的德国人为亵渎神灵的异教徒，蔑称通过改革已经强大的俄国人为疯狂的异教徒。

&ldo;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最有破坏性的一个后果就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里，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

实际上，穆斯林学者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划时代的成就一无所知。

他们不但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而且那时他们自己什么也没做，也没有将来要做的任何动力&rdo;。

18世纪末曾任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兼商人威廉&iddot;伊顿这样对比西欧和奥斯曼帝国的科学观及科学素养：&ldo;在基督教治下的欧洲，拥有一般性科学知识的人比比皆是，且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人没有名气。

除工匠外，如果有人也去关心如何铸造大炮、建造船只之类的事情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的。

这种狭窄的视野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不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十分无知，这种极端荒谬的情形还和他们的胡乱猜测交织在一起。

&rdo;[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