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为了迅速而便利地取得现金的回转，苏丹没有直接去管理这类土地的赋税，而是采取按照不同的租约和转让方式，把赋税放给别人的办法&rdo;。

[4]于是，包税制逐渐取代封邑制，成为奥斯曼帝国开辟财源和聚敛财富进而保证军饷支出的有效手段。

包税者大都出自商人阶层，构成连接中央政府与乡村民众的重要纽带。

最初，包税者仅仅充当非官方的征税人，征税期限通常为3年，征税标准由中央政府规定。

久而久之，包税权逐渐世代相袭，包税者权力范围扩大，控制乡村民众，形成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进而构成否定国家土地所有制直至挑战苏丹和帝国政府的潜在隐患。

封邑制的衰落明显削弱苏丹政府对于行省和桑贾克的直接控制，助长奥斯曼帝国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

另一方面，包税制的推行切断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农民失去政府提供的保护，逐渐依附于包税人；与此同时，包税人不断扩大其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和控制权，进而演变为大地产主和乡村的统治者。

&ldo;在理论上，他们只是作为租约人和租税包收人而占有地产的，但是，日益变得软弱的政府失去对各省的控制权，这些新土地所有者因而能够增多他们占有的土地，并且增强了这种占有的可靠性。

在17、18世纪，他们甚至开始篡夺政府的一些职权&rdo;。

[5]

三、商路转移与价格革命

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并非导致新航路开辟的主要原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导致新航路开辟的观点具有夸大和虚构的成分，然而新航路的开辟对于奥斯曼帝国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横跨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扼守东西方之间传统贸易的十字路口。

中国、印度、波斯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陆路贸易，以及红海、黑海和地中海东部的海上贸易，无不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

伊斯坦布尔、布尔萨、杜布罗夫斯克、阿勒颇和亚历山大港，构成奥斯曼帝国贸易网络的重要枢纽。

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尤其构成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财源。

奥斯曼帝国控制陆路贸易，长期采用商旅驼队的贩运方式。

欧洲基督教诸国控制海路贸易，主要采用商船贩运货物。

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世界范围内商路的转移，大西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

自大西洋经好望角至印度洋的新兴海上贸易，开始挑战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传统陆路贸易。

17世纪的一位奥斯曼学者曾经这样写道：&ldo;现在欧洲人已经学会认识整个世界；他们的船只派往世界各地，并夺取了重要港口。

在过去，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照例都是首先来到苏伊士，然后经穆斯林的手分发到世界各地。

但是，如今这些货物都已改由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船只载运前往法兰基斯坦，再由那里分运到世界各地。

凡是他们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便运来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的地方，并以五倍的高价出售，从而大发其财。

伊斯兰各地因此越来越感到金银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