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第102页。

[3]　devereux，r，thefirstottoannstitutionalperiod，baltiore1963，p47，p59，p15

[4]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第111页。

第九章　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的衰落

一、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

奥斯曼帝国地处亚非欧大陆的核心区域，长期控制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具有尚武的传统，热衷于圣战事业，鄙视商业。

欧洲基督教商人以及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成为沟通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交往的重要纽带。

1536年，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签署通商条约，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赐予法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自由贸易权和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

此后，欧洲基督教诸国竞相效尤，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一系列享有同样特权的通商条约。

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无疑是建立在农本社会基础之上的东方传统文明。

自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推行新政开始，奥斯曼帝国逐渐形成西化的色彩和重商主义的倾向，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诸国之间的贸易交往明显扩大。

坦泽马特时代，正值欧洲经济的繁荣阶段。

1838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商务协约，规定奥斯曼帝国政府从英国进口货物按5征收关税，出口则按12征收关税。

此后，其他西方国家也从奥斯曼帝国政府获得类似的贸易优惠。

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诸国之间的贸易额，1783年约合440万英镑，1845年约合1220万英镑，1876年约合5400万英镑。

安纳托利亚港口城市伊兹密尔与法国港口城市马赛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1750年为990万法郎，1850年增至6700万法郎，1881年达到32亿法郎。

另据估计，1840年奥斯曼帝国的出口产品约占国内生产总量的4‐5，1870年奥斯曼帝国的出口产品约占国内生产总量的7‐8，其中出口农产品约占农产品生产总量的12‐16。

1800‐1900年，安纳托利亚、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对外贸易额增长10倍，年贸易额从不足1000万英镑增至超过1亿英镑。

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贸易赤字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19世纪80年代的伊兹密尔港

19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传统贸易，主要是中东地区手工业制品的输出以及包括伊朗、印度在内的东方物产的贩运，来自奥斯曼帝国以及伊朗、印度的纺织品、金属器皿、纸张、玻璃、蔗糖、丝绸、香料畅销于欧洲市场。

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贸易模式经历逆向的变化，中东地区的农作物出口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工业品在奥斯曼帝国市场的倾销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工业品和所谓的殖民地产品即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咖啡、甘蔗，主要经过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亚历山大港，以及叙利亚沿海城市伊斯肯德伦、拉塔基亚、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阿克，或经过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进入奥斯曼帝国境内。

1800年以前，来自马赛的法国商人控制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海路贸易的一半以上，尤其是在黎凡特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领域独占鳌头。

法国商人主要经营法国毛纺织品出口中东的贸易；与英国的高档毛纺织品相比，法国的毛纺织品价格低廉，在黎凡特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

随着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以后，法国的贸易优势逐渐丧失，英国商人开始控制欧洲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海路贸易，进而导致英国工业品在中东市场的倾销，棉纺织品成为英国商业扩张的主要工具。

以黎凡特地区为例，1816年即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英国在黎凡特的出口额约为3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19万英镑；1818年，英国在黎凡特的出口额增至8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55万英镑。

1828‐1831年，英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口的棉纺织品增长10倍；1835‐1855年，英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口的棉纺织品再次增长10倍。

1850年，英国出口安纳托利亚的商品总额为252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占198万英镑；英国出口叙利亚的商品总额为3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占27万英镑。

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最重要的英国工业品集散地，安纳托利亚则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最重要的英国工业品市场。

19世纪中叶，英国出口奥斯曼帝国的商品中，约75销往安纳托利亚的市场。

与此同时，英国工业品经过黎凡特港口城市贝鲁特，进入叙利亚腹地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直至销往伊拉克市场。

穆斯林商人通常经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地方贸易和区域贸易，国际贸易处于基督教商人和犹太人的控制之下。

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交往的扩大，导致奥斯曼帝国境内欧洲移民人数的增长。

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黎凡特地区的沿海城市，俨然是欧洲人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新的家园。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欧洲移民一方面与欧洲银行保持密切的信贷联系，另一方面与土著商贩建立密切的商业联系，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交往的纽带和桥梁。

与此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私人投资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私人投资的领域主要是铁路、公路、港口和银行以及其他与出口联系的公共部门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