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将历史背景设定在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盛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尽管内容纯属虚构，然而情节跌宕起伏，并且生动描绘了伊斯兰传统社会时期的细密画与基督教世界现代透视法和现实主义个性画之间的尖锐冲突，从绘画艺术这个侧面深刻揭示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化、自我与他者、现实与理想、独立与依附、自尊与效法之间的二元对抗。

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寄托着一种文化宽容的理想情怀，即在正视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对话甚至融合，正如小说中的人物艾斯特所言：&ldo;没有什么是纯粹的。

上帝同属于东方和西方。

&rdo;这正是帕慕克的过人之处。

2002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法国优秀外国作品奖（prixduilleurlivreetranr）和意大利格林扎纳&iddot;卡佛文学奖（preiogrzanecavour）。

2003年，《我的名字叫红》赢得爱尔兰国际ipac都柏林文学奖，奖金10万欧元；获奖理由是这部小说&ldo;邀请读者切身体验到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张力，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窗户&rdo;。

2006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明为何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ldo;他在追求故乡忧郁灵魂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以及文化交融的新象征。

&rdo;12月8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帕慕克发表受奖演说《爸爸的手提箱》（bababavu）。

帕慕克的父亲在2000年即去世之前两年，来到帕慕克的书房，将一只装有本人手稿和笔记的小手提箱送给儿子。

帕慕克由此引申开来，谈论自己对作家的独特理解：&ldo;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lso;他的世界&rso;的人。

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rdo;&ldo;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

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在用这种姿态宣示一个基本的人性，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rdo;。

&ldo;两年前，读完《我的名字叫红》之后，即对帕慕克先生娴熟的文学技巧赞赏不已。

在土耳其使馆召开的研讨会上，我曾经说过：&lso;天空中冷空气与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与暖流交汇的地方，必然会繁衍丰富的鱼类；而在多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总是能够产生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

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

&rso;这段话被多家报刊引用，我自己也颇为得意。

但读完了他的《雪》之后，我感到惭愧，因为那段看起来似乎公允的话，实际上是对帕慕克创作个性与艺术技巧的忽略。

当然，伊斯坦布尔这座联结欧亚大陆，有着悠久历史，融会了多种文化，汇聚了诸多矛盾和冲突的城市，毫无疑问地对帕慕克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像帕慕克这样一个具有优雅气质、饱读诗书、对人类命运极为关切的文学天才，即使不在伊斯坦布尔，依然会创作杰出的作品，依然会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rdo;

2002年费利特&iddot;奥尔罕&iddot;帕慕克的《雪》（kar）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东部边境卡尔斯城政治斗争的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中的&ldo;雪&rdo;具有多层含义，从而使这部作品给人以层峦叠嶂之感。

一是自然界的雪，无论是雪花还是积雪；二是小说主人公卡（ka）创作的《雪》；三是小说中出现的一位介于作者帕慕克与主人公卡（ka）之间的人物&ldo;奥尔罕&rdo;刻意追寻的《雪》；四是帕慕克创作的《雪》。

卡进入卡尔斯城不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这座城市一度与外界交通中断，铺天盖地的积雪为卡尔斯城平添几分神秘色彩：&ldo;雪无处不在，人物在雪中活动，爱情和阴谋在雪中孕育，思想在雪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