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近代人一提到艺术就联想到&ldo;美&rdo;或&ldo;审美&rdo;的字眼。

其实&ldo;审美&rdo;这个字眼在希腊文里就不存在（11），&ldo;美&rdo;字在《诗学》里只见过几次（例如第七章&ldo;美在于体积大小和秩序&rdo;），至于与&ldo;善&rdo;字同义的&rdo;好&rdo;字则在《诗学》里经常出现。

在《修词学》里他替&rdo;美&rdo;所下的定义是把它作为一种善：&ldo;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ldo;正因为它善。

&rdo;（12）这就足以说明亚理斯多德对于诗的评断是否&ldo;都根据审美的和逻辑的理由，并不直接考虑到伦理的目的或倾向&rdo;，如布乔尔所说的。

亚理斯多德给&ldo;人&rdo;下的定义是&ldo;政治的动物&rdo;（13），关于文艺的讨论占他的《政治学》的很大一部分篇幅。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ldo;政治的动物&rdo;，人就不能离开政治和道德观点来考虑文艺问题。

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对于亚理斯多德加以曲解，一方面是替&ldo;为文艺而文艺&rdo;的口号找护身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把&ldo;审美的&rdo;，&rdo;逻辑的&rdo;，&ldo;道德的&rdo;等范畴截然分开；而亚理斯多德考虑文艺问题，一般是把这些范畴融会在一起来想的，我们最好引亚理斯多德在《诗学》第十三章对于他所最看重的悲剧情节结构所说的一段话，来说明他对文艺的辩证的看法：

如上所述，在最完美的悲剧里，情节结构不应该是简单直截的而应该是复杂曲折的：并且它所摹仿的行动必须是能引起哀怜和恐惧的‐‐这是悲趴摹仿的特征。

因此，有三种情节结构应该避免。

一，不应让一个好人由福转到祸；二，也不应让一个坏人由祸转到福。

因为第一种结构不能引起哀怜和恐惧，只能引起反感：第二种结构是最不合悲剧性质的，悲剧应具的条件它丝毫没有，它既不能满足我们的道德感（原文是&ldo;人的情感&rdo;‐‐引者），又不能引起哀怜和恐惧；三，悲剧的情节结构也不应该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从福落到祸，因为这虽然能满足我们的道德感，却不能引起哀怜和恐惧‐‐不应遭殃而遭殃，才能引起哀怜：遭殃的人和我们自己类似，才能引起恐惧；所以这第三种情节既不是可哀怜的，也不是可恐惧的。

四，剩下就只有这样一种中等人：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但是他的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

接着他讨论悲剧情节的转变只应有由福转祸一种，悲剧的结局应该是悲惨的。

他赞扬欧里庇得斯为&ldo;最富于悲剧性的诗人&rdo;，就因为在他的悲剧里结局都是最悲惨的。

此外，还有一种用双重情节的悲剧：

例如《奥得赛》就用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双重情节。

由于观众的弱点，这种结构才被人看成是最好的；诗人要迎合观众，也就这样写，但是这样产生的快感却不是悲剧的快感。

这种结构较宜于用在喜剧里。

在喜剧里最大的仇人，例如俄瑞斯特斯和埃基斯徒斯，在终场时可以变成好朋友，没有谁杀人，也没有谁被杀。

从这番话看，亚理斯多德分析悲剧情节结构，无宁说是首先是从道德方面来考虑问题。

悲剧主角应该是好人而不是坏人；情节的转变不应当引起反感而应满足道德感；由于要引起哀怜和恐惧，悲剧人物在道德品质上应该&ldo;和我们自己类似&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