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的功用问题上，贺拉斯的看法对后来人的影响比较大。

前此存在着文艺应不应该以产生快感为目的的问题。

我们记得，柏拉图只看重诗的教育功用，把&ldo;滋养快感&rdo;看作诗的一大罪状。

亚理斯多德才承认诗产生快感是合乎自然的，同时也承认诗的教育功用乃至于保健功用。

贺拉斯认为诗有教益和娱乐的两重功用，本来他也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不过他的话说得比前人简洁而明确：

诗人的目的在给人教益，或供人娱乐，或是把愉快的和有益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这就成了一个公式，后来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文艺理论家们反复地援引过，讨论过。

在另一段里，贺拉斯还强调诗对开发文化的作用，举例证说，奥浮斯（2）&ldo;使森林里的野蛮部落放弃残杀的粗野的生活&rdo;，此外还有些古代诗人&ldo;划定人与国的界限和神与凡的界限，建立城廓，防止奸淫，替夫妇定出礼法，把法律刻在木板上&rdo;，歌颂英雄，鼓舞斗志，以及&ldo;用诗篇来传达神旨，给人指出生活的道路&rdo;。

从文艺复兴时代起，西方不断地出现所谓&ldo;诗的辩护&rdo;，大体上都是摹仿这段话的口吻。

《论诗艺》对后来发生影响最大的在于古典主义的建立。

贺拉斯劝告庇梭父子说：

你们须勤学希腊典范，日夜不辍。

这句劝告成为新古典主义运动中一个鲜明的口号，布瓦罗，波普等人都应声复述过，这句口号强调古典文化的继承，原有它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不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就必流于保守。

这表现在贺拉斯所建立的一系列的教条上。

首先是文艺选材的问题。

贺拉斯虽然承认选材可以&ldo;谨遵传统&rdo;，即沿用旧题材，也可以独创，即运用新题材，但是在这两种办法之中，沿用旧题材是比较稳妥的。

他说得很明确：

用自己独创的方式去运用日常生活的题材，这是一件难事，所以你与其采用过去无人知晓，无人歌唱过的题材，倒不如从《伊利亚特》史诗里借用题材，来改编成为剧本。

这句劝告是欧洲剧作者长期遵守的。

只消把法国十七世纪高乃伊和拉辛的悲剧题材作一个统计，便可看出绝大部分都是希腊罗马的旧题材。

莎士比亚的悲剧也大半取材于历史或前人作品。

到了启蒙运动，狄德罗和莱辛对严肃喜剧或市民剧的提倡多少改变了这个沿用旧题材的风气，但是也并没有完全把它废去，歌德的《浮士德》和《伊斐见尼亚》都可以为证。

其次关于处理题材的方式，贺拉斯的看法也基本上是保守的。

上文已经提到，沿用古典作品中的人物，还必须遵照古人所写的那种定型。

连诗的格律，贺拉斯也主张拉丁诗应沿用希腊诗的格律，尽管这两种语言在音调上有很大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