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还把和谐整体的要求推广到风格方面。

他反对为着炫耀，在作品中插进一些色彩特别鲜艳的与上下文不协调的词藻。

他把这种卖弄词采的段落取了一个有名的绰号‐‐&ldo;大红补钉&rdo;。

根据&ldo;合式&rdo;的概念，贺拉斯替戏剧制定了一些&ldo;法则&rdo;，例如每个剧本&ldo;应该包括五幕，不多也不少&rdo;；每场里&ldo;不宜有第四个角色出来说话&rdo;；丑恶凶杀的情节只宜通过口头叙述，不宜在台上表演；悲剧和喜剧各有合式的语言和格律，不能乱用；语言要适合人物的性别、年龄，职业和社会地位之类。

这些&ldo;法则&rdo;大半来自当时戏剧实践，原来各有理由，不过贺拉斯有把它们定成死板规律的倾向，这对于后来西方戏剧的发展有时成了一种束缚。

&ldo;合式&rdo;牵涉到文艺标准问题，合什么&ldo;式&rdo;呢？这&ldo;式&rdo;是由设定的呢？它是否一成不变呢？古典主义者大半都是普遍人性论者。

他们相信人性中都有理性，无论就创作还是就欣赏来说，理性都是判断好坏的标准，贺拉斯所要求的&ldo;合情合理&rdo;，&ldo;一致性&rdo;和&ldo;正确的思辨&rdo;其实都假定普遍永恒的理性。

我们知道，&ldo;思辨&rdo;与&ldo;判断&rdo;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总不免要牵涉到思辨者与判断者的主观因素，历史背景和阶级立场，绝对普遍永恒的理性和&ldo;式&rdo;都是不存在的，贺拉斯的&ldo;合式&rdo;概念毕竟还是奴隶主阶级意识的表现，合式其实主要是合有教养的奴隶主的&ldo;式&rdo;。

当时文化日渐发达，下层阶级已开始参预文艺活动，他们的趣味和要求（他们的&ldo;式&rdo;）已开始发生影响；在贺拉斯看，这不免破坏&ldo;合式&rdo;的准则。

在短短的四百几十行的《论诗艺》里，他对此一再深致慨叹，一则说，&ldo;试想一些没有教养的乡下人出来度节日，和城里贵族们混在一起，你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文艺趣味呢？&rdo;再则骂新近的戏剧&ldo;满口淫词秽语，只会博得买炒栗炒豆吃的人们的赞赏，凡是有马有家族有财产的人就会起反感&rdo;。

这些话都足证明贺拉斯的&ldo;合式&rdo;的理想是和罗马贵族的生活理想分不开的。

当时罗马贵族的生活理想也在改变，工商业的繁荣使过去的土地贵族变成工商业贵族，金钱的盘算和追求对文艺发生不利的影响，贺拉斯对此也深致感慨：

从前希腊人只一心一意追求荣誉，诗神才把天才和完美的表达能力赐给他们。

我们罗马人从小就长期学打算盘，学会称斤较两。

……既然这样利欲熏心，我们怎么能希望写出好诗歌，值得涂上松脂，放在柏木锦匣里珍藏起来呢？

这段话不但说明了&ldo;对于钱袋的依赖&rdo;不利于文艺发展，在奴隶社会已然；也说明了罗马文艺在它的鼎盛时期就已开始呈现衰颓的迹象了。

《论诗艺》大部分是对有志从事文艺创作者谈经验教训，贺拉斯要求艺术的正确完美，但也看到&ldo;过分小心，怕遭风险，那只好在地上爬着走&rdo;，&ldo;连荷马也有时打吨&rdo;；在天资与人力的关系上，他认为&ldo;没有天资而专靠学习，或是只有天资而没有训练，都没有用处，这两个因素必须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rdo;；他警告诗人，&ldo;凡庸得不到宽恕，神，人和书贾都不会宽恕诗人的凡庸&rdo;，但是诗人也要量力，&ldo;哪些是你的肩膀无力担负的，应经过长久的考验&rdo;；他提醒诗人要懂得&ldo;修词立其诚&rdo;的道理，&ldo;你如果要我哭，你自己就得首先感到悲伤&rdo;；他特别劝告诗人多修改，不要急忙发表；要虚心对待批评，这一系列的忠告都是有益的，往往带有辩证意味的，尽管大半都是些老生常谈。

《论诗艺》对于西方文艺影响之大，仅次于亚理斯多德的《诗学》，有时甚至还超过了它。

这对于许多读《论诗艺》而感觉它平凡枯燥的人不免引起疑问：贺拉斯的成功秘诀究竟在哪里呢？这主要在于他奠定了古典主义的理想。

他虽然有些保守，他的基本观点却是现实主义的。

他把他所理解的古典作品中最好的品质和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用最简洁而隽永的语言把他的总结铭刻在四百几十行的&ldo;短诗&rdo;里，替后来欧洲文艺指出一条调子虽不高而却平易近人，通达可行的道路。

这并不是一件可轻视的工作，他的成功并不是侥幸的。

二朗吉弩斯

《论诗艺》以外，罗马时代的文艺理论著作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就是《论崇高》。

它的作者是谁，写于哪个世纪，现在还很难断定，过去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的作者就是公元三世纪雅典修词学家，做过叙利亚的帕尔米拉的韧诺比亚王后顾问的卡苏斯&iddot;朗吉弩斯（casilong，213‐273）。

这个看法到了十九世纪就引起异议。

有一些学者举了一些例证，说《论崇高》的作者不是三世纪的朗古弩斯，而是一世纪的另一位朗吉弩斯或修词学家达奥尼苏斯。

但是这些论证还不能说是充分的。

书中引到希伯来的《旧约》，可能不属于基督教在罗马尚遭禁止和迫害的公元一世纪。

它比贺拉斯的《论诗艺》较晚，作者不是罗马人而是希腊人，这些都是可以确定的。

这部书埋没了很久，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才由意大利学者劳鲍特里把它印行出来，一六七四年法国新古典主义者布瓦罗把它译成法文，以后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