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平见了我，先将手伸了出来，跟他握手的时候，我感到他的手心发烫，这是男人火力旺盛的标志，不像叶奕雄，手心总是凉丝丝汗津津的，让人感觉极不舒服。

握过手，赵宗平示意我坐下，而后他坐在了我的对面。

我摊开笔记本，打开采访机，做出一番正儿八经采访的架式。

赵宗平打量了我一眼说：这次会议有你这样资深记者的参与，一定会圆满成功。

我坦率地说：昨天我们总编特意把我喊到办公室，有关会议的报道作了认真的布置，总编说这座城市很多年没开过这样的会议了，能把历史名城与建筑文化联系起来是一个城市有内涵的标志，如果不这样研究一座城市的历史文明的话，试想想若干年后，当那些没有表情没有血肉的水泥楼林在一座城市中牢牢矗立，人们在千篇一律的建筑面前还会有梦想吗？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何谈创造和发明，更不用说文明与进步。

赵局长，我猜想这次会议是您一手策划的，对这座建筑上缺少诗意的城市来说，无疑像是演出了一场大型交响音乐会，给那些不懂建筑音符的音盲上了一堂生动的课，我相信在市民中会引起强烈反响的。

我的话刚刚落地，赵宗平就哈哈笑了起来。

我莫名其妙看着他笑，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

笑过之后，赵宗平说：你还用采访我吗？你刚刚那番话把我要说的都说了。

真的吗？我天真地问，自己随之也笑起来。

然后我说：您过誉了，我这不过是兴之所至的一点感想，而您是专家，在英国专门学习建筑规划，您的归来也许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福分，使这座城市的建筑总算有了整体设计上的高度，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一座城市的胜出最终是靠它的软件还是硬件？我打开采访机，访谈正式开始了。

赵宗平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显然出乎他的意料，但他毕竟是个见多识广的人，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要我看，一座城市的软件和硬件同等重要，硬件是物质的，而软件是精神的，这就像一个人，硬件是他的躯壳，而软件是他的精神，一个人光有躯壳而没有精神就会成为饭桶，而光有精神没有躯壳又像无家可归的魂灵，对一座城市来说，两者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在世人面前呈现光彩。

我接着问：一座城市的建筑是不是应该跟它的历史文化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从而形成自己的建筑风格？我听说曾经有一位美国的建筑师来我们这座城市观光，市府领导洋洋得意地向他介绍近来本城的几座高楼，美国建筑师看后不以为然地说：这样的高楼根本无法跟纽约相比，我要看的是有中国特色或者说有你们这座城市建筑风格的楼房。

市府领导当场就大眼瞪小眼了。

赵宗平看看我，我的问题可能有点尖锐了，他无奈地笑笑，似乎不好回答。

我看出了他的为难情绪，索性说：赵局长，我的提问随意性很大，您拣能回答的回答，我保证稿子发出来不会给您惹麻烦，为官之道我还是明白一点的。

赵宗平听我这样说，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咳了咳嗓子，似乎想让声音更清晰一点，但他咳的声音也被我的采访机毫不客气地收录了。

一座城市的建筑史应该是它的历史、文明史、甚至民俗史的综合展示，这样才构成了一座城市与另一座城市的区别，人类的建筑风格在这个世纪的确出了毛病，显得杂乱无章、审美趋同，我们再也看不到法国卢浮宫那样的建筑，再也看不到俄罗斯白宫那样的尖顶，甚至你走到国外的某座城市居然感觉不出它的某个楼跟我们国家城市的某个楼有什么区别，世界经济一体化很可能带动审美一体化，全世界都学美国，全世界学到的都是美国的皮毛，这一点在建筑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市政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策划了历史文明与城市建筑会议，无疑对本城的建筑起到宏观上的指导作用，使本城的建筑在选择设计方案的时候，不是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而是从城市整体的建筑风格考虑，让城市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建筑语言，从而形成城市的特色和风格。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我打断赵宗平的话，试图插问一个问题，我想起了八角楼，那座二战时期曾被侵华日军当过慰安馆的旧式建筑，它也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的历史，但它只能算是耻辱史，耻辱常常是一个人不愿意追忆和提及的，它会令人伤心和悲痛。

那么一个民族呢？一个国家呢？不敢面对曾经的耻辱是否意味着不敢前进和超越？我看了赵宗平一眼，试探着说：赵局长，强调一个城市的建筑风格是否意味着对一座城市具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保护？

对呀。

赵宗平说。

那么这古建筑如果是一座城市耻辱的见证呢？我跟着问。

赵宗平愣了一下，但很快机敏地说：一个地方的兴衰总是跟荣辱挂钩的，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常常是荣辱史，敢于正视历史才符合辩证法。

我明白了，赵局长到底是个见多识广的&ot;开明君主&rdo;。

我恭维地说。

我可不是什么君主，这帽子戴大了。

赵宗平看看表，有访谈结束的意思。

我急忙说：离开会时间还有十分钟，距我采访您的时间还少五分钟，这样吧，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赵宗平只好稳在沙发上耐心地听我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