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一个女人，一个背井离乡饱受战争蹂躏的女人，她所受的苦难，究竟有几个人能理解，又有几个人能从心里产生同情?自从开始接触李曼姝，我就不停地跟世俗作斗争，跟周围的人作斗争，好像八角楼是我家的房地产一样，我在为我个人争得利益，天啊，这是哪跟哪啊?!当然，这些我都不能告诉李曼姝，我只能说方方面面的领导们都很关心您，希望您回到韩国能够安度晚年，如果需要我的帮助，就来信来电话，我会像您的亲生女儿一样帮助您。

李曼姝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的眼睛也潮湿了，我怕李曼姝看见我的泪水，引起更大的伤心，便转身进了卧室，我想应该送给李曼姝一点礼物，这礼物还不能太重，否则会增加她行李的负担，想来想去也不知该送给她什么为好，最后我拿起手包，从里面抽出一叠现金，还是给她一点钱吧，对李曼姝来说，钱的用处最大。

我走出卧室，李曼姝坐在厅里的沙发上，她累了，再加上情绪的波动，眼睛正眯着打盹。

我悄悄坐在她身边，听到动静，她一下子睁开了眼睛，我将钱塞在她的手心中说：这点钱，算是我给您的礼物了，您路上用吧。

李曼姝死活不要，并不停地说：我给你添的麻烦够多了，怎么还能要你的钱呢?说着，就拽住我的手包，将钱往里边塞。

我使劲拉住手包，不让钱再回到包里。

一拉一拽，手包掉在了地上，里面的一包东西也随之掉了出来，是叶奕雄摔碎的那把青花瓷壶的碎片。

李曼姝惊慌地看着那一地的碎片，它们已经从包着的纸里挣脱出来，零散地滚在地上。

我俯身拾拣着碎片说：是一个朋友的碎壶，满清时期的，觉得很可惜，想抽时间找个工匠帮他粘上。

李曼姝见我拣得认真，也弯腰拾起来，她举着一片碎瓷在灯光下晃来晃去，忽然说：这好像是我们祖上的东西，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老人就用这样的瓷壶喝水，叫掌中壶，可以握在手心里把玩的。

你看，这碎片上的记号还挺完整的呢，一片树叶，是我们这支旗人祖上用品的记号。

我看着李曼姝，忽有所悟地说：拥有这个瓷壶的商人也姓叶，祖上也是旗人，说不定是您的亲戚呢，要不要认识一下?

李曼姝将碎瓷片放回我的手心里说：胜者王候败者贼，我一个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的慰安妇，族里的哪个亲戚会认我呢?算了，还是回到没有血缘和亲情的韩国去，大家都落个心灵干净。

我无语，这个时候我只能听从李曼姝的安排，顺着她的思路做事情。

我将碎瓷片包好，特意找了个抽屉放进去，我忽然想李曼姝真是个明智的女人，尽管没见过叶奕雄，却把对方的心思猜透了。

还有一个半小时就要登机了，现在必须去机场了。

为了让李曼姝心里高兴，我给总编打了个电话，想让报社派车送送我们，也算中国政府对二战慰安妇的一种关爱。

总编正值班，电话一下子就通了，听出是我的声音，总编吱唔了一下说：你回来怎么不先到报社来呢，这有一堆事情等着处理呢。

我说：李曼姝马上就要走，我给她买机票买路上的食品，现在我准备送她去机场，报社总应该派车送送吧?

总编很快说：眼下没车子，车子都出去了。

你打的吧，回报社报销。

没等我再出声，总编的电话就挂了，我感觉总编的情绪不对。

叶奕雄神通广大，财大气粗，说不定在我离开本城的时间里，买通了总编呢，如果这样，八角楼作为历史文物的地位就更有争议了，难度也就更大了。

放下电话，我心事重重，心里十分不安。

我的情绪一定被李曼姝看出来了，她不停地问这问那，我嘴上应着，却不知她究竟都问了什么。

最后，我还是心有不甘地给赵宗平打了个电话，我想怎么也不能让李曼姝如此凄凉地离开吧?难道中国人的礼节也被世俗的力量排挤掉了吗?

赵宗平的手机开着，我一下子就联系上了他，我说：韩国的李曼姝马上要走，政府方方面面的人士就不出面送送了吗?

赵宗平听出是我，很客气地说：现在都几点了，各个部门的领导早就下班了，如果想约方方面面的领导，那要提前几天呢，领导日理万机呀。

我说不到十一点，还不算太晚。

电话那边的赵宗平说：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像记者一样喜欢夜间行动吗?说完哈哈笑笑说：我的司机今天没上班，孩子发烧呢，要不我可以派辆车送送。

沉吟了一会儿又说：这样吧，你打车去机场，回头车费我报了。

我二话没说就把电话挂了，怎么都会来这一套了，想不到赵宗平也如此冷淡，我心里继续着刚才的不安，感觉八角楼的事情可能真有了什么变故了。

李曼姝一直盯着我，她听懂了我打电话时说的所有的话，但我还是跟她解释说：我们登机的时间太晚了，方方面面的领导都下班了。

李曼姝知趣地说：像我这种身份的女人，能回国受到如此礼遇已经让我很知足了，别再麻烦那么多的人了。

我心里酸酸的，什么也没说，拎起李曼姝的行李就往门外走，我必须把李曼姝送到机场，直到飞机起飞。

也许，今生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毕竟是八旬老人了，她的身体和精神在二战中所受到的摧残，当今的人们谁能够感知呢?如果为了世俗的利益就放弃历史，放弃对历史的审视，悲剧很可能重演，灾难很可能让人类重温。

我发动车子，车开以后，为了舒缓我不安的情绪，我打开音乐盒，舒伯特的小夜曲在车里回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