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激进政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存在着爆发内战的危险。

消除这种危险就成为武装部队的任务。

这几年，我担任设在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军参谋处的首席参谋。

因此，采取防御性措施以防止内乱也是我的任务之一。

军界各部门的有关代表也经常在柏林的德国国防部里谈论这些问题。

我们很清楚，我们武装部队不能两方面都反对，不能同时既反对国社党又反对共产党。

否则，我们必然会与绝大多数德国人民为敌。

可惜的是，在魏玛共和国，中派的资产阶级政党未能做到象共产党或国社党那样把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

关于国社党的发展，我还有一点要提一下。

该党曾经声明，他们要把德国人民从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由于这个原因，甚至连资产者阶层中也有许多人投票赞成他们。

德国武装部队自然也希望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性规定。

考虑到这些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武装部队倾向于国社党，而不倾向于国际共产党。

因此，如果法国总理白里安和德国总理施特雷泽曼能够实行他们早在1925‐1926年就制定出来的有远见的和解政策，并能够解决德国公众当时认为十分重要的一些问题，如撤离来因兰、赔款、各国均衡裁军和战争债务等问题，那末，德国的内政就可能发展成为另外一个样子，这些在德国十分激动人心的主张就不会成为国社党获得公民选票的主要原因了。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德国武装部队普遍欢迎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根据国会选举结果于1933年1月委任希特勒为德国总理。

我们军人由此也希望，通过德国领导人的这种更换来消除共产主义的危险。

以后的政治发展是以国会通过的对希特勒的&ldo;委任法&rdo;作为主要基础的，武装部队对这种政治发展丝毫没有施加影响。

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任何作用。

那时我的军衔只不过是海军中校和海军上校，职务相当于陆军中校和陆军上校。

尽管如此，当国社党的违法行为公开暴露时，我还是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例如，在1938年11月9日所谓&ldo;砸玻璃窗之夜&rdo;1对犹太人采取暴力措施之后，我以个人和我的军官团的名义向我的上级舰队司令提出了抗议。

舰队司令又把我的抗议转交给了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见《雷德尔回忆录》第2卷第133页）。

11938年u月9日夜间纳粹党徒们制造的反犹暴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店铺，住宅、教堂被捣毁、焚烧，大批犹太人惨遭屠杀。

‐‐译者。

另一方面，我们对希特勒政府在战前年月里所取得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成就表示欢迎，这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