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后来不得不确认，尽管我们有无线电测量观察仪，但敌人对我们冒出水面的出乎他们意外的潜艇的方位又能加以测定了，看来，这种测位的方法是用其他短波进行的，而这种短波用我们的接收仪不能测量出来。

我们今天知道，他们使用的是十厘米口径的仪器，这种仪器对于后来德国水面潜艇战遭受失败也起一定的作用。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1942年下半年的情况。

尽管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出现了这种困难，但另‐‐方面，每艘潜艇的效率，即所谓&ldo;潜力&rdo;‐‐每个航海日击沉总吨位的战果‐‐仍然保持同样高的水平。

德国潜艇每个航海日击沉的吨位是：1942年？月，总吨位为一百八十一吨；1942年8月，总吨位为二百零四吨；1942年9月，海涛汹涌，风暴频繁，总吨位为一百四十九吨。

德国潜艇的损失率没有显著增加。

1942年1月至7月，在美国防卫力量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损失率只有百分之三点九，1942年7月至12月损失率增加到百分之八点九，而这一数字仍然比1939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低得多，1942年下半年同样要比1940年和1941年低，在那两年，海上作战的潜艇每月的损失率达百分之十三点四和百分之十一点四。

所以，1942年下半年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尽管战果时大时小，但平均起来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设法把潜艇巡逻队布置在尽可能远的西面，去拦截在北大西洋由西往东航行的护航队。

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使将要投入这次反护航队战斗的其他潜艇有足够的时间也能从更远的岗位上调往已被发现的护航队那里。

另一个目的是，当这支护航队在大西洋中部进入上述陆上飞机所监视的空白区时，已经调去的潜艇立即靠近护航队，接着就准备战斗。

然后在这里就进行了通常总要持续好几天的潜艇进攻战。

同样，我还设法尽可能远地在大西洋东部测出由东往西，即由英国开往美国的护航队来。

这样，战果总是辉煌的。

这当然首先得归于潜艇全体人员的战斗精神。

没有这种精神，即使有最优秀的指挥官也将一事无成。

因此，单靠指挥官和下级士兵的军事才能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我确信，这种精神在保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战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意识到，它有比个人生命价值更高的伦理价值。

这种意识和这种精神，对一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但是，我对海战的进一步发展愈来愈感到忧虑，以致我对我们当时所取得的战果的满意心情烟消云散。

敌人的飞机对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的所有海域的监视日益加强。

对此，我在1942年8月21日的作战日志中这样写道：&ldo;作战困难在加重，照此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巨大的、难以忍受的损失，降低战果，以致大大减少潜艇战的胜利希望。

&rso;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著作第2卷第211页上写道：&lso;邓尼茨的作战日志的记录表明，他对他的新攻势的最初成果是并不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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