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的&ldo;反党&rdo;（2）

明白了这道理，就不难理解胡适为何长期对国民党持一种既拥护又批判的态度了。

数十年间，胡适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基本面貌，可用合作与对抗来说明。

即便在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合作得最紧密的时期，这种对抗也仍然存在。

很严重的对抗并招致国民党的打压，有两次。

一次是在1929年的&ldo;人权运动&rdo;时期，一次是晚年支持台湾的雷震等人组建&ldo;反对党&rdo;时期。

这里只简略说说&ldo;人权运动&rdo;时期的情形。

国民党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后，蒋介石便开始极力推行&ldo;一党专政&rdo;，并积极谋求个人独裁，明显地表现出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倾向。

面对此种局势，以胡适为领袖的&ldo;新月派&rdo;掀起了一场&ldo;人权运动&rdo;，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蒋介石本人，也发出了指名道姓的斥责。

在&ldo;人权运动&rdo;期间，胡适一人就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仅对国民党做出严厉的批判，而且矛头直指已被国民党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师的孙中山和已被国民党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ldo;全党最高领袖&rdo;的蒋介石。

在《人权与约法》中，胡适指出&ldo;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rdo;，在胡适举出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事例中，有一例就是直接针对蒋介石的：&ldo;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按即刘文典），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

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

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rdo;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和《知难，行亦不易》两文，则是指名道姓地批判&ldo;国父&rdo;孙中山的，前者批判的是孙中山制定的&ldo;建国大纲&rdo;，后者批判的是孙中山&ldo;行易知难&rdo;的&ldo;哲学思想&rdo;。

在前者中，胡适指出&ldo;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rdo;，因为&ldo;我们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

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

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

人民需要&lso;入塾读书&rso;，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lso;入塾读书&rso;罢？&rdo;在这里，胡适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要求他早日甘当&ldo;民主政治&rdo;方面的小学生。

《知难，行亦不易》，更是对孙中山&ldo;行易知难说&rdo;的系统批驳。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则是胡适站在&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对国民党&ldo;反动思想&rdo;的严厉清算。

胡适认为，国民党执政后，在几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都背叛了&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因而是一种&ldo;反动&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