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共党内的&ldo;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do;，是促使瞿秋白和韦君宜这类知识分子对&ldo;革命&rdo;进行反思的直接原因。

怀着满腔热忱和忠贞投身&ldo;革命&rdo;，却被怀疑、被歧视、被残酷地凌辱和无情地打击，最终使他们不由得生出&ldo;早知如此，何必当初&rdo;的悔恨。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队逮捕，1935年6月18日被杀害。

5月17日，知道自己死期将至的瞿秋白，开始写《多余的话》，5月22日完成。

&ldo;文革&rdo;期间，瞿秋白因为这篇《多余的话》而被认定为&ldo;叛徒&rdo;，自己的墓和常州母亲的墓都被砸。

&ldo;文革&rdo;后，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了&ldo;名誉&rdo;，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视作&ldo;叛徒的自白书&rdo;者，似乎已没有了，但对《多余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却仍难有一致的看法。

林勃的《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2），对&ldo;文革&rdo;后关于《多余的话》的不同看法做了评介。

从林文中可知，对《多余的话》大体有以下几种理解。

两代&ldo;革命知识分子&rdo;对&ldo;革命&rdo;的反思之一（2）

一、从勇于自我解剖的角度，基本肯定《多余的话》。

这类论者认为《多余的话》是一个共产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做出的严酷的反省和批判，因而也表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

这种观点也将《多余的话》视作反思之作，但反思的对象是作者自身。

最早表达这种理解的是陈铁健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上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

陈文指出：&ldo;《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

它不仅无损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

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

&rdo;陈文是首先对《多余的话》做出基本肯定者。

该文发表后，引起了茅盾、丁玲等人的共鸣。

丁玲在完稿于1980年1月2日的长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ldo;最近，我又重读了《多余的话》，并且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写的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

这篇文章对秋白一生的功绩、对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比较全面，也比较公正。

&rdo;又说：&ldo;他（瞿秋白）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地、尽心地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

我们看见过去有的人在生前尽量为自己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打击别人，歪曲历史，很少有像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

&rdo;

二、从&ldo;正统&rdo;的&ldo;革命立场&rdo;出发，基本否定《多余的话》。

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地认定《多余的话》为&ldo;叛徒的自白书&rdo;，但却强调《多余的话》是过于消沉灰暗的、是并不值得肯定的，作为&ldo;革命者&rdo;的瞿秋白，以这样的文字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很不应该的。

这种观点最初是在反驳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一文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