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ldo;革命知识分子&rdo;对&ldo;革命&rdo;的反思之一（5）

四1934年1月7日的上海之夜，雨雪交加。

就在这雨雪交加中，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ldo;苏区&rdo;的路。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连同各路人马开始了&ldo;长征&rdo;。

瞿秋白当然要求随中央机关&ldo;长征&rdo;。

然而，这要求却被断然拒绝。

就像当初想留在上海不走却不得不走一样，这回是想跟着走却不准走。

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对有关&ldo;长征&rdo;和人员去留问题，曾有这样的回忆：&ldo;有的为&lso;左&rso;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

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

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

&rdo;（8）让瞿秋白这样的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ldo;打游击&rdo;，真可谓滑稽之至。

当然，&ldo;打游击&rdo;是假，&ldo;甩包袱&rdo;是真，&ldo;借刀杀人&rdo;是真。

从苏联时期起，&ldo;党内同志&rdo;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待到1935年2月瞿秋白以&ldo;共党首领&rdo;的身份被国民党军队抓获，他们也就如愿以偿了。

对这一切，瞿秋白当然是心知肚明的。

明白了瞿秋白投身&ldo;革命&rdo;后在&ldo;革命阵营&rdo;内的遭遇，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以最后的生命时光来写《多余的话》了。

实际上，瞿秋白早有满腔悲哀、屈辱、悔恨渴欲一吐为快。

而在此之前，也在按捺不住时有过零星的吐露。

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ldo;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

------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

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

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

------尽管是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rdo;。

如果说写给丁玲这些信已经预告着《多余的话》的怀胎；而离开上海前公开发表《&ldo;儿时&rdo;》，则表明《多余的话》已经孕育成熟。

明白了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也就能明白他为何在《多余的话》中写下这样的话：&ldo;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lso;戏子&rso;‐‐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

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lso;剧中人&rso;。

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lso;回&ldo;家&rdo;去罢，回&ldo;家&rdo;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