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的是，瞿、韦二人的反思虽然立足于自身的经历、遭遇，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之所以反思，仅仅是因为个人在投身&ldo;革命&rdo;后饱受苦难。

驱使他们对&ldo;革命&rdo;进行反思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

在《多余的话》正文之前，瞿秋白借古人语作卷头引语：&ldo;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rdo;正是对&ldo;革命&rdo;的&ldo;心忧&rdo;，促使瞿秋白不顾身后的荣辱，提笔写下了《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刚开始，瞿秋白写道：&ldo;但是，不幸我卷入了&lso;历史的纠葛&rso;‐‐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

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lso;钦佩&rso;。

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

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rdo;在《多余的话》快结束时，又写道：&ldo;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

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

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

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

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

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为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lso;好处&rso;。

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

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

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

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不应该的。

所以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rdo;这是在说明为何要写《多余的话》。

瞿秋白非常清楚，以他的政治身份写出《多余的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举世哗然，也会令人百思不解。

例如，丁玲这位知心好友，就至死不能理解瞿秋白为何要在临死前留下这样的东西。

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在肯定《多余的话》的同时，也说：&ldo;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笑柄，发生误解或曲解。

&rdo;连丁玲这样的知心好友都不知&ldo;我&rdo;实因&ldo;心忧&rdo;而&ldo;谓我何求&rdo;，那我的&ldo;心忧&rdo;要在短时间内广被理解，实不可能。

这一点，瞿秋白是充分意识到了的。

甚至死后的戮棺鞭尸，瞿秋白都应该想到了。

但他还是要说出这些&ldo;多余的话&rdo;。

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是瞿秋白超乎寻常的真诚使然。

&ldo;革命家&rdo;、&ldo;革命领袖&rdo;、&ldo;马克思主义理论家&rdo;等等，诸如此类的头衔，本不过是舞台上的戏装，瞿秋白内心对之厌恶已久，如果在临死之前不将这些戏装扯下，那就要在尸体上罩上&ldo;革命烈士&rdo;这样一件新的戏装，而这是瞿秋白决不愿意的，于是，他以这些&ldo;多余的话&rdo;撕扯下套在身上多年的旧戏装，也以这种方式预先表示了对&ldo;革命烈士&rdo;这件新戏装的拒绝。

扯下和拒绝这些戏装，不仅仅是要以真面目面对历史，更在于让真实的自己成为&ldo;以后的青年&rdo;的一面镜子，让&ldo;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rdo;。

韦君宜在《思痛录》的&ldo;缘起&rdo;中，则这样解释自己为何以余生进行反思：&ldo;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

&rdo;在《思痛录》之四&ldo;我所见的反右风涛&rdo;中，韦君宜说到在&ldo;反右&rdo;、&ldo;文革&rdo;等政治运动中，人们为了自保，往往不惜相互陷害、吮血卖友时，有这样一番慨叹：&ldo;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lso;过关&rso;？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之食？我不会听众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监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真的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