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屡屡说到自己虽置身政治漩涡但却对政治麻木、冷漠、厌倦，以致于对于加诸自己的罪名，也照单收下，连争辩和洗刷的兴趣都没有。

&ldo;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

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rdo;&ldo;我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rdo;&ldo;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

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

我自己不愿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

我总是立刻&lso;放弃&rso;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rdo;。

这种丧失&ldo;原则&rdo;、泯灭&ldo;是非&rdo;、得过且过的心态，韦君宜在反思时也不只次地说起过。

《露沙的路》中叙述过露沙的这种心态，《思痛录》里也说到过自己的这种心态。

例如，在《思痛录》之一&ldo;&lso;抢救失足者&rso;&rdo;里，韦君宜写到丈夫杨述在延安时期的&ldo;抢救运动&rdo;中被怀疑为&ldo;特务&rdo;而&ldo;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

&rdo;宣传部长也&ldo;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lso;坦白&rso;&rdo;，&ldo;我&rdo;起初还不肯，但&ldo;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

&rdo;宣传部长李华生还和我谈话，说&ldo;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

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溃的感觉。

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

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lso;劝说&rso;杨述。

&rdo;当瞿秋白、韦君宜们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陷身于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荒谬之中时，就难免产生&ldo;信念崩溃的感觉&rdo;，而紧接着产生的便必然是麻木、冷漠、厌倦和得过且过，是不再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坚持政治上的&ldo;原则&rdo;和争辩政治上的&ldo;是非&rdo;。

&ldo;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rdo;，&ldo;说我是特务就是特务好了&rdo;，任何坚持、抗争，都是多余的和滑稽的。

正如有的论者所言，这种心态&ldo;在后来习惯于在一次次党内斗争和运动中作&lso;检讨&rso;的人听来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共鸣&rdo;。

（10）

两代&ldo;革命知识分子&rdo;对&ldo;革命&rdo;的反思之一（7）

在《多余的话》中，多次出现这样的带着引号的字句：&ldo;回到自己那里去&rdo;、&ldo;自己的家&rdo;、&ldo;回&lso;家&rso;去罢，回&lso;家&rso;去罢&rdo;、&ldo;自己的生活&rdo;。

这些，是作为所投身的&ldo;革命（活动）&rdo;的对立面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