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鲁、胡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有如此差异，那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的，更应该是鲁迅而不是胡适‐‐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就过于皮相了。

实际上，正因为鲁、胡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心态和姿态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批评、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如果鲁迅真的不曾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那原因就在于他的敌对和决绝的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指名道姓；而胡适之所以一次次地对蒋介石指名道姓地批评，也就正因为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怀有希望和期待，还愿意有条件地对之支持和与之合作。

鲁迅对国民党的批评之尖锐、严厉，是人所共知的。

应该说，他即便真如有人所说从未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也多次把矛头对准过蒋介石，只不过没有点出&ldo;蒋介石&rdo;这三个字而已。

这里姑举一例。

1933年4月10日的《申报&iddot;自由谈》上，发表了曹聚仁的《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ldo;革命&rdo;的过程中，&ldo;杀人&rdo;是难免的，但&ldo;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

&rdo;&ldo;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

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

&rdo;因此，曹聚仁认为，这是&ldo;杀错了人&rdo;。

鲁迅读了此文后，写了一篇《〈杀错了人〉异议》（2），发表于4月12日的《申报&iddot;自由谈》，文章从袁世凯为了&ldo;做皇帝&rdo;而大肆杀人，说到&ldo;现在的军阀混战&rdo;：&ldo;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lso;下野&rso;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

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rdo;&ldo;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lso;杀错了人&rso;，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rdo;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所谓&ldo;看错了人&rdo;，既指过去&ldo;看错&rdo;了袁世凯，更指现在&ldo;看错&rdo;了蒋介石。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2）

不过，倘若具体地看，胡适对蒋介石的批评，的确往往比鲁迅更直接、更明白，指名道姓的公开批评，也并非绝无仅有。

在1929年&ldo;人权运动&rdo;时期，他就几次点名批评了蒋介石。

在《人权与约法》（3）一文中列举国民党当局侵犯人权的事例时，就有事涉蒋介石本人的一例：&ldo;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

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

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rdo;这是要将蒋介石也置于可控告之列，也就是强调要做到任何人都不能高踞于法律之上。

又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4）中，胡适写道：&ldo;我们实在不懂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以不能和训政同时存在。

我们必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

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

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