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朝廷派遣杨嗣昌前来剿匪，听评这杨嗣昌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万历十六年杨嗣昌出生于明朝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他是三代单传之独子，父亲是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三边总督。

武陵杨氏原籍安徽郎溪，在洪武年间因诖误而发配武陵充军，后代逐渐崇尚文学，追逐功名。

杨嗣昌在家风熏陶下，自幼潜心读书，埋头科举，于万历三十四年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及第，开启了从政生涯。

杨嗣昌步入仕途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泰昌元年八月擢户部郎中，同年十二月至天启二年五月迁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天启二年五月初二日刚上任就替登莱巡抚袁可立向皇帝请饷，“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

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

此时，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渐有擅权之势，与朝中东林党人矛盾日益尖锐，杨嗣昌为躲避政斗漩涡，遂称病挂冠，隐居家乡，到天启五年，其父杨鹤亦被魏忠贤罢官，返乡与杨嗣昌一起隐居，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

当时，后金侵犯明朝，辽东告急，军需吃紧，杨嗣昌留心边事，将他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编为《地官集》二十卷。

泰昌元年八月，明朝尚未显示乱象，时任户部郎中的杨嗣昌在一次奏疏中述说淮北、江浙地区由于年成不好，米价昂贵，民心思动的状况，忧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

只恐百姓自己作贼，谁为我皇上催科者？”

后世有史学家计六奇曾感叹道：“百姓自己作贼六字，十年来不幸而中！”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高迎祥、张秉忠（献忠）、李自成（枣儿）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这当亦是后话。

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矣！”

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可归纳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其对策主要集中于前两点。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

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

，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十二余万，其中步兵近八万人，马兵四万余牲，并增加饷银三百余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

于是崇祯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杨嗣昌所提的三大纲领，都是为了实现他“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围剿计划来服务的，这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法，简而言之即为笼雀战法；前言所述三大纲领则是针对匪患实施的拢雀策略。

这一计划的执行依靠的是五省总督洪承畴之父和五省总理王家桢的配合，洪承畴已在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颇建功勋，但王家桢被杨嗣昌认为是个庸才，不堪此任，于是杨嗣昌经密友礼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绍，向崇祯帝推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五省总理。

为何叫笼雀战法呢？那匪患犹如水里的葫芦，林中的跳雀。

其中该应着灾情的催化，使得原本贫瘠之地的农民也揭竿而起。

本身灾民皆一无所有，无牵无挂，行动起来甚至迅猛。

其中尤以高迎祥、张秉忠、李自成等三股匪患尤为机灵，据敌如此，才行此道。

正因为匪患多繁，必须以纲目梳理。

帝上认为其实此战法的真正的目的旨在招降，而不在于杀戮。

毕竟这些造反之徒也是明朝子民，无需太过残暴，只需惩戒那首犯之徒高迎祥等。

如今天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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