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

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时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ldo;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rdo;，&ldo;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

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rdo;7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这7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恩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7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15次。

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

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恩来，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

当时成元功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天他共睡13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恩来对成元功说：

&ldo;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

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

&rdo;周恩来的嘱托在成元功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告诉邓颖超。

&ldo;克什米尔公主号&rdo;事件调查结果

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ldo;克什米尔公主号&rdo;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处理&ldo;克什米尔公主号&rdo;飞机事件。

尼赫鲁果然派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私人代表，调查&ldo;克什米尔公主号&rdo;飞机事件。

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接见了这位代表，并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

回京后，于5月9日和5月15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ldo;克什、米尔公主号&rdo;飞机事件。

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18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

从5月18日至6月1日，他们先后传讯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8名。

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ldo;克什米尔公主号&rdo;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

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键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

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

定时炸弹是由&ldo;四川&rdo;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

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ldo;克什米尔公主号&rdo;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

当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时30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3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

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5月18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

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遗憾。

台刊披露空难真相

在&ldo;克什米尔公主号&rdo;空难事件发生40年以后，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平宜专访了该案的主要当事人、当年曾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

终于打破了台湾的&ldo;沉默&rdo;，首度揭开了尘封40年的情报黑幕，抖出了&ldo;克什米尔公主号&rdo;暗杀周恩来的始末。

《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张平宜题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谋杀周恩来始未》的文章。

该文说：

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人员获悉，周恩来将率中共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ldo;克什米尔公主号&rdo;，飞往雅加达开会，由于专机会在香港短暂停留加油，所以台湾特务，决定趁此炸机干掉周恩来。

当时，这件暗杀行动的两位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置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特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