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真诚地希望能看到更多像《外交十记》这样的政治家著述。

这种著述的写作价值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了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视角。

这种视角来自政治家本人对亲身参与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和体验。

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在大家都能知其详时，个人的视角就显得特别重要。

因为这种视角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信息，就是信史的一部分。

二是拓展了我们社会的话语空间。

《外交十记》这种形式的个人写作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习惯时，政治家的个人写作本身，无疑是对我们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

一个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多种多样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尊重。

《外交十记》舒展的文字，从容的表达，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宽松和自信。

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我们欣喜于《外交十记》的出版，并期待更多同样的欣喜。

很多有成就的人在谈到自己的阅读经历时，常常谈到名人传记对他们人生的巨大影响，这就从一个侧面看出这种写作的意义所在。

政治家的传记、回忆录以及其他著述，对公众的影响也许更广泛也更大。

因这种作品里的政治概念、政治智慧，对于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公民理性，往往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公民的成熟，是建立在政治常识和智慧积累的前提之下的。

没有这种积累，很难确立健康的公民理性，也很难有健康的社会氛围。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个人写作，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外交十记》里并没有很多那种能调动人们阅读兴趣的&ldo;内幕&rdo;，但我仍然为这种写作而欣喜。

言论自由的表达限度和一个时代的政治发展状况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因为此，任何一个时代言论自由的表达限度，都不可能超越一个时代政治发展的状况。

而这种&ldo;限度&rdo;，对政治家、对普通公民以及对公共媒体都具有同等的意义。

因此，我们不能苛求某一个案。

但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的推进，我们社会的氛围一定会越来越宽松和谐，个人和公共媒体的表达限度也会随之不断地调整到最适当的位置。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像《外交十记》这样的政治家著述一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

钱其琛简介

钱其琛，生于1928年1月，上海嘉定人，1942年10月入党并参加工作，相当大学文化。

1942-45年，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学习时入党并任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

1945-49年，上海《大公报》社职员并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男中学委委员，徐龙区学生区委副书记。

1949-53年，任中共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委员，共青团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