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仍然耐心地说明，正是因为没有了&ldo;直通车&rdo;，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无法在1997年7月1日之前进行，所以，才有必要在一段时期内，成立一个临时的立法会。

临时立法会所做的准备工作要到7月1日起才生效，因此，不存在两个并行的立法机构的问题。

我希望，英方能够面对这个现实。

我还强调，在香港回归前余下的400多天里，双方应多做实事，不要吵架；多搞合作，少找麻烦。

里夫金德在后来的往来信件中，还不时制造出一些麻烦，我也没有一一回复。

当然，双方之间的合作也有比较令人高兴的进展，那就是在1996年秋我们在纽约会晤时，共同确认了中英联络小组所达成的关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纪要，了结了香港回归前的一桩大事。

错估形势

回顾香港回归历程，中英双方由政制问题上的分歧而导致&ldo;直通车&rdo;安排的取消，最终走向完全的不合作，无疑是整个回归过程中最大的一场风波。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方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终未能如愿。

原因何在呢？

对此，舆论界有过种种说法。

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强调彭定康的个人因素。

虽然当时我们也有伦敦政府听命于港督的印象，但我想恐怕还是应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待这段历史。

1989年后，英方提出要大大加快香港&ldo;民主化&rdo;进程，那时还不得不同中方事先磋商，以与基本法衔接。

到了1992年，英方却置双方的协议和谅解于不顾，不同中方磋商，单方面提出&ldo;三违反&rdo;的政改方案，挑起公开争论，并在立法局通过，从而最终破坏了回归前后政制衔接的可能性。

英方如此大幅度改变在香港问题上与中方合作的政策，大概很难说全是个人因素所致，自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英国的当权人士根据这种变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

他们认为，过去与中国签署的香港问题协议，英方让步过多，吃了亏，想趁机&ldo;翻案&rdo;。

我想，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引发一场大风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盛典。

目睹着祖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想到祖国领土被外国占领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漫长过渡期中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都浓缩在了这个历史性时刻。

令人难忘的是，交接仪式的那天，终日大雨滂沱。

我想，不同心境的人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感受。

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觉得这场大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使香港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