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人把1866年的教训彻底应用于军队，投入普法战争（1870-1871），在编制、装备、指挥、战术思想等方面比当时任何陆军都准备充分。

结果，突然而迅速地占有压倒优势，战胜了法国皇帝。

法国和普鲁士一样，已经认识了1859年、1861-1865年和1866年的教训。

但总的来说，对这些教训有错误的解释。

从美国内战和奥普战争时膛线防御火器的破坏性威力中，他们推论出适宜的战术是阵地防御，让敌人面对膛线火器，消耗自己。

普鲁士也已经注意到了防御的威力，但作了进一步推论，认为指挥有方的战术防御不仅是对弱敌的适当攻击基地，而且在逻辑上是战略进攻的结果。

由于新步枪射程远，使用精度高的圆锥形子弹，毛奇在奥普战争之前就已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效能。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要求普鲁士陆军采用德赖泽后装针枪，以便与提高精度、增加射程相结合，发扬最大的火力。

后来又在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中，他了解到丹麦防御普鲁士进攻时的火力效果，或许再加上美国内战的报道，使他相信一场武器杀伤效果的真正革命正在进行。

于是，他在1865年年中时写道：

很明显，对阵地攻击比之防御更为困难，防御战斗的第一阶段往往具有压倒优势，巧妙进攻的任务也包括迫使敌人攻击我方选择的阵地，当敌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疲惫不堪时，我们就进行战术进攻……，我们的战略必须是进攻性的，战术是防御性的。

毛奇的著作反映出他对美国内战兴趣甚少，似乎还没有可靠权威肯定他说过：&ldo;南北两军都是武装暴徒&rdo;这样轻蔑的话，这种话是有争议而不足凭信的。

他自己1864、1866和1871年的经历也证实了内战的大部分经验。

在上述战争中，步兵的线膛枪导致了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伤亡，而炮火造成的伤亡只占总伤亡数百分之九到十。

这与19世纪初叶的情况明显不同。

后来的美国墨西哥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火炮杀伤的人员占总伤亡数将近百分之五十，步兵火器杀伤的人员占将近百分之四十。

这证明了步兵轻武器日益增大的杀伤力，使总的伤亡率大大高于19世纪早期，比拿破仑时代血腥战斗的伤亡率还要高。

保守的普鲁士军官在与奥地利爆发战争之前，还来不及把上述概念上升为有效的战术理论（这理论象促使它形成的武器变革一样，具有革命的性质），虽然毛奇在判定克尼希格拉茨包围战计划时，可能有过这种想法。

不过战场和其他战场所显示的火力效果进一步证明上述战术概念是正确的，于是他立即把它总结上升为理论。

普法战争中，双方军队都装备了后膛枪，普鲁士还装备了针枪。

法国则装备了51毫米口径的夏斯波枪，它的枪机附有橡皮圈，射击时可封闭枪膛，防止漏气。

这种枪象普鲁士武器一样，它使用装在纸药筒上的圆柱锥形子弹，除射速之外，各方面都比针枪优良，尤其在精度和射程方面。

普鲁士野炮虽然全部是克虏伯后装线膛钢炮，法国却仍然依靠前装线膛炮，此外，法国还采用一种摇柄操纵的机枪，但他们严格保密，使人难以捉摸，所以使用这种机枪应采取何种战术并无发展。

法国把这种机枪作为火炮而不是作为步兵武器使用的，这样做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灾难，因为它造成了法国高级司令部的盲目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