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翔绘姜诗休妻图魏高贵乡公曹髦当政时，扬州都督毋丘俭起兵反对执政的司马氏，旋即失败。

刘仲武是毋丘俭的女婿，毋丘氏生子刘正舒、正则。

毋丘俭起兵，刘仲武怕受牵连，休弃妻子，令毋丘氏别宅居住，同时娶妻王氏，生子刘陶。

后来毋丘氏亡故，刘正舒要求将他母亲与刘仲武合葬，刘陶不同意，刘正舒达不到目的不脱孝服，闹了几十年，直到他死，这问题也没有解决（《晋书&iddot;礼志》）。

这是政治斗争带来的夫妻离散的悲剧。

南朝孙谦，青年时『躬耕以养弟妹』，后来历事宋齐梁三朝，在中央和各地做官。

他有个叔伯哥哥孙灵庆，因病寄住孙谦家中。

孙谦外任归来，问灵庆生活情形，灵庆就说饮食忽冷忽热，茶水亦不周全。

孙谦认为这是妻子照顾不周到，委屈了堂兄，立即把妻子休出家门（《梁书&iddot;孙谦传》）。

孙谦妻纵有对孙灵庆照顾不周的事，也不是应被休弃的大事呀!男子弃妇，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认为妻子犯了『七出』之条。

这七出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许敬休妻即以其不生育；鲍永妻、姜诗妻庞氏、孙谦妻、邓元义妻之见弃，即为她们不孝敬公婆和尊亲；陈伯出妻，以她好口舌搬弄是非为由；王吉去妻，因其窃盗；王禁休李氏、冯衍休任氏，皆因她们妒忌。

这些妇女之被逐出夫家，除了冯衍妻任氏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其他人或是无可指责的，或虽有不如人意处，但绝不是大过失。

她们虽应了『七出』之条，却是真正无辜的。

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在两汉至南北朝的实践是无理的，它是男子控制女子的伦理道德和手段，是压迫女子的工具。

它的本质是这样的，但同时它也可以使感情破裂的夫妇离异，倒也有顺乎人情的一面，如冯衍所说：『夫妇之道，义有离合。

』（《后汉书&iddot;冯衍传》）允许离婚，符合社会客观要求。

但是应当充分注意到离异权只握在男子手中，他可以行施这种权力，而女子只有听从离异的义务，夫家要弃绝，她再要求也没有用，所以『七出』对于女子总是不利的。

出妻的原因，还有班超、刘仲武式的，为政治缘由而休妻。

休妻者虽有感情上的不忍，但为保住自身政治地位，还是出妻了，所以受害最深的还是女子，最痛苦的也是女人。

至于黄允式的出妻，为图进身，趋炎附势，亡情绝义，此乃势利小人所为，为人所不齿。

不过应当看到，黄允式的人物，历史上不绝如缕，不是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