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人早认识这一点。

浦江义门郑氏宗族的家长郑濂，回答明太祖朱元璋所问的能够同居共爨的原因是，『惟不听妇人言耳』（《明史&iddot;郑濂传》），就是讲不理睬妇人的分家要求。

儿媳、弟媳要求分居另过有其道理，她们在夫家是外来人，与这个家庭没有血缘联系，本来并不亲近，在妯娌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加之其他利害矛盾，很难产生亲密感情，所以不愿一起生活，要求各过各的，反倒会相处得好。

影响家庭规模和类型的因素，还在于历代政府的政策。

各朝政策，是鼓励分居还是同居，时有变化，也互相矛盾，但对民众都起作用。

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iddot;商君传》），谁也不愿意出加倍的重赋，于是父子、兄弟分家，就出现了前述贾谊描绘的那种情形，家庭规模明显地变小了。

隋文帝实行大索貌阅的户籍政策时，『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隋书&iddot;食货志》），堂兄弟必须分家，大家庭减少了。

商鞅、隋文帝的政策导致家庭化小。

有的朝代又反对血缘近亲分家，唐律规定，如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自立户头，分财自过，要各受三年徒刑，如果是祖父母、父母提议分家的，祖父母、父母要各受两年徒刑（《唐律疏议&iddot;户婚&iddot;子孙不得别籍》）。

明朝沿袭了唐朝的律条，也即坚持子孙不得要求分家的规定。

至于像前述宋太祖两次下诏令反对子孙别籍异财，则更是屡见不鲜，如辽圣宗统和元年（893）诏谕，『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辽史&iddot;圣宗纪》）。

事例繁多，不必一一列举。

这类法律、诏令禁止父子分家，也起一定作用，但民间私下进行，子孙要分家，父祖不告发，并不治罪，所以它并不能完全阻止父子分家现象的发生。

历朝政府反对隐匿人口，增加赋役收入，要求民间父子异居，可是父子析产后容易出现老人无人承养的社会问题，也不符合孝义伦理，因此又要求父子祖孙共财，于是根据当时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

在不同的政策下，就影响到民间父子祖孙的分离与结合，家庭类型与规模遂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研究古代家庭结构，觉得澄清了一种看法，过去知道历朝政府旌表义门，知道贵胄官僚的百口之家，容易产生古代大家庭数量多的误解，其实古代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为多，真正的大家庭并不很多。

清除错觉，明白一夫一妻为主体的家庭有其悠久的历史。

小家庭，容易使其成员明了其家庭责任，明了家庭地位与其切身利害关系，比在大家庭中关心家庭的发展，从而加强责任感，为家业的兴旺去作相应的努力，所以小家庭比大家庭激发人去创造。

这不仅对家庭本身有利，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

促进社会小家庭化，妇女有很大功绩。

过往我们较多地看到女子被压迫的一面，是正确的，同时还应看到她们创造性的一面，她们作为历史主人的一面，研究家庭史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

看到小家庭为主的事实，只是了解历史上家庭状况的一个侧面。

大家庭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古代家庭封建性质的体现。

这类家庭最讲究封建礼法，束缚子孙与女子最严，向政府输送官员，是政府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