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讲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和政事，没有一定数量的人民，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

人口与国家的关系，汉魏之际的政论家徐干说：『故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敢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

』（《中论&iddot;民数篇》）粮食器物是人生产的，赋役、兵役都要人去服务。

缺少人，一个政权就没有大量的财政收入和可供役使的人。

为增加人口，统治者就采取了强迫人民早婚的措施，就制定了汉惠帝等的那些政策。

政府为使少年早婚，提倡简化婚仪，节俭办婚事，前面提到的北周武帝诏令中『以时嫁娶，务以节俭，勿为财币稽留』的号召，就是讲的这个原则。

如果婚姻双方竞要财礼和嫁妆，贫穷之家很难及时婚配，更不要说提前结亲了。

早婚令是权宜之法，但提倡婚事中的俭约，如果能在通常法中加以坚持就好了，可惜历朝统治者虑不及此。

他的眼光盯着人口，是为向臣民要赋役，当人口多了，就不注意提倡节俭婚姻了。

在颁布的强制早婚法令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政府提倡寡妇再婚，如前述贞观诏书表述极清楚。

唐以前的人们对再婚女子并不或不怎么歧视，但对守节的表示赞扬。

贞观令讲孀妇丧服期满，政府就要求她再行婚配，当然，对于坚持不改嫁的也不强迫。

妇女二次结婚，本应同男子一样，是她的权利，但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却对二婚女子横加指责，可是在早婚令实行时，政府就鼓励女子再婚，在客观上也是对守节观念的冲击。

在实行早婚令时，政府往往还采取其他措施鼓励民人婚姻，如魏孝文帝到山西巡视：『所过问民疾苦，以宫人赐贫民无妻者。

』（《魏书&iddot;高祖纪》）让宫女同贫民结婚，解决怨女旷夫的婚配问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是一种善政。

早婚令实行中，有的政府在赋役政策上奖励民人生育。

越王勾践规定，孕妇将要分娩，公家派医生看护，帮助产妇催乳哺育婴儿，如果一胎三子，公家派乳母，一产二人，公家给食粮，资助产妇家庭把婴儿养好。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法定，百姓家生养儿子，免除他家两年的徭役（《汉书&iddot;高帝纪》）。

汉章帝元和二年（85）诏令，过去百姓产子，三年不收他的算赋，现在增加一条：给孕妇保胎粮三斛，豁免他丈夫一年算赋（《后汉书&iddot;章帝纪》）。

暂免赋役，对于贫苦人民保胎保婴有实际价值，有利于婴儿的生存、成长。

后世政府发展这项政策，对一胞多胎的产妇家庭给予物质资助，成了一项社会福利事业。

总起来看，历朝政府为增加人口，强迫民人早婚，甚至把不行早婚的男女当作罪犯来对待，是极没有道理的。

强令少年结亲，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是一种摧残。